网络时代，地球真的变成了一个“村子”。知名作家柏杨于4月29日凌晨1时12分在台湾病逝，几个小时后，大陆就有人为他写了纪念的文字。这么些天过去了，网上更是一片纪念的海洋。

　　每一个人离去，都应该得到像样的纪念，除非他有交待，不要给他以纪念，可至少总有他的亲人不会淡忘。但是纪念已无关逝者本人，而是关乎逝者亲人的体面，关乎生者的文明。盖棺定论只是后人安排俗世秩序的某种要求，与逝者本人无关。

　　柏杨与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之时，并没有多少人赶来为他掬一把同情泪，他撒手西天，却有很多人在难过。

　　人生如此虚幻，昨天还是一个热血斗士，今天已荡然无存，以虚伪来应对这虚幻也不失为不错的办法。因此，逝者已矣，哪怕我们给逝者多么美好的谥名都无妨，但是在种种盖棺定论中，我唯独不能忍受有人称柏杨为“一个真正的‘愤青’”。

　　在我一贯的认知世界里，愤青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只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是最容易为“领头羊”牵引着盲目奔跑的羊群，他们被牵引着奔跑，哪怕是跑上断壁悬崖，也不自知。虽然，我也曾经愤青过，但我不认为那是光荣的历史，甚至觉得羞愧。因此，愤青，哪怕是“真正的愤青”，在我看来都算不得多么美好的声名。如果我们要给柏杨某些不好的定论，用愤青也是不恰当，用来当做赞誉，更加不恰当。

　　柏杨确实对中国的国民性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并给予了猛烈的炮轰，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他的“酱缸理论”，在今天看来，丝毫不减批判的力量，因为，这个酱缸还没有完全被打破，我们还或多或少地腌在里面，陈腐的气味无处不在。

　　这样一个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着深入骨髓的清醒认识的人，一个“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怎么可能人云亦云，怎么可能被牵着鼻子乱跑。他的愤怒也只是智者的愤怒，是理性的愤怒，不要把他等同于愤青的糊涂愤怒、表面的愤怒。

　　也许有人说，柏杨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很热血，很“爱国”么。是的，柏杨也曾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但是，柏杨毕竟是一个“满身是伤”的人，纵观他的一生，他对政治的怀疑显然要盖过对政治的支持，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教会自己辨清是非，解放自己。而现实中的愤青们活得很好，也没有受过什么伤害，大约是他们特别懂得“保护自己”的缘故吧，也大约是因为他们永远愿意做愤青、愤中、愤老，而不是愿意从一个“愤”字出来吧，那么他们就只能停留在“愤”之上。

　　柏杨不是愤青，愤青们也别指望柏杨来给他们撑门面，柏杨与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愤青们所以为自豪的东西，往往是柏杨在尖刻批判的；愤青们所要袒护的，正是柏杨要揭露的；愤青们司空见惯的，正是柏杨如鲠在喉的，怎么能说柏杨跟愤青是一路人？

　　不要把柏杨归为愤青，不要在一个可爱的逝者的脸上抹黑。作者：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