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日本战败后留在东北的日本少女多鹤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昨天，严歌苓接受采访时表示，多鹤的故事是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她为写作这部小说去了日本三次，其中两次都去了曾在中国“垦荒”的村民所生活的村子。

　　故事听来的故事有意思

　　长篇小说《小姨多鹤》讲述了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少女多鹤的曲折经历。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之前移民来到中国东北的普通日本国民选择了自杀或逃回日本。在艰难的逃亡中，16岁的少女多鹤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据严歌苓介绍，这个故事是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20多年前，一个朋友讲起他们班上有一对男孩，是双胞胎，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母亲是个日本人，这个日本女人和中国的一个男人在一起悄悄地生活了许多年，等等。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多年后，我依然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把它写了出来。”

　　创作实地采访准备资料

　　对于小说中所写的日本“垦荒团”一事，很多读者感觉新鲜，不知是真是假。对此，严歌苓解释说，这段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为了创作这个故事，她进行了大量采访工作，去了日本三次，其中两次都去了曾到中国“垦荒”的村民所生活的村庄。她说：“日本占领东北时，动员许多村庄中的一半人口迁移到中国东北。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由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经济低谷，缫丝业是日本的主要出口行业，这时受到了很大影响。移民中国东北是当时日本政府重振国家经济的措施之一，“垦荒团”就这样来到了东北。日本农民被政府骗了，因为他们最后发现，所谓垦荒其实就是从中国人手里把良田掠夺过去。” 严歌苓说，日本战败后，“垦荒团”失去了保护和依仗，于是就像她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大逃亡开始了”。

　　据严歌苓介绍，她所去的“垦荒”村庄位于日本中部。“我和那些当年被卖到中国人家做儿媳的日本老太太聊天，也查了不少有关的文字资料，发现像多鹤这样的女孩比比皆是。还有更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我怕它们太影视化而不愿意写。当然，我这篇小说是虚构的，和史实夹杂在一块儿，我还让故事发生在我父亲文革期间劳动改造的马鞍山，那里都是东北调去的工人，所以即使虚构，也可以把细节写得比较自信。”

　　严歌苓每写一部小说，都会尽量把资料准备充足。“准备充足了，写的过程并不长。我去了两次日本腹地，又去了一次冲绳岛，因为那里有两百多个女中学生死在冲绳决战的最后时刻，其中很多是自杀的。我去那里的目的，是想更多地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尤其是日本女人的性格。”

　　人物说日语是秘密武器

　　有读者认为，多鹤长期和张俭一家人住在一起，而没被外人觉察，这很让人诧异。比如，多鹤16岁开始亲密接触中国人，可是多少年以后她的行为举止没有任何改变，包括走路的样子等。为了防止被发现，张家应该让她努力学习和模仿，可是，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努力过。

　　对此疑问，严歌苓说：“我对于那个村子里的日本老太太也很惊异。她们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嫁的都是中国男人，可还是讲不好中国话。我觉得她们从骨子里是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骄傲的。从姿态到说话看，她们都是日本人，但村里人却说她们很中国化。假如没人告诉你，你只会觉得某人很怪，觉得她走路怪，说话少，可能你会想到这人有生理缺陷，精神不太正常，但你绝不会想到她是外国人，特别是多鹤这样外形跟中国人无太大差别的人，特别是在工厂区这样成分单纯的群体里。”

　　严歌苓还说，多鹤并没有完全被中国人的施舍、宽容所感化，悄悄说日本话是她唯一能用来跟小环、张俭争夺孩子的秘密武器，因为日本话是她和孩子的骨血纽带，是她和他们真实关系的证据，也是孩子真实身份的证据。“孩子只有保存了他们真实身份的证据才可能追根溯源，有了根源多鹤才能不失去他们。没有任何母亲不自私。多鹤最后才融入了中国，恰是她该离开的时候。”

　　在严歌苓眼里，多鹤开始是个求生者，为了生存她作出了最初的妥协。一旦有了孩子，就不一样了，所有母亲都一样，孩子在哪儿，她的家就在哪儿。“在我了解的日本“垦荒团”的女人中，有些最终也没回日本，因为她们的孩子都在中国。”

　　《小姨多鹤》出版后受到作家王蒙、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等人的好评。李敬泽认为《小姨多鹤》很好看，“但是读这部小说却不止是一次消遣。我们不得不把自己放进去，把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放进去，把我们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放进去，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这样的一部小说，它会感动人、触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