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违约的第二次印刷
张扬从1983年到湖南省作协工作，到2004年从那里退休。夫人陈丽给他的工作总结是：“他60周岁生日一过，单位就让他退休了，多一天也没有留。”
张扬在职时就爱“写信”，给纪委、新闻出版总署、司法机关写信揭露他所了解的当地贪腐的情况。另外，因为他有一个做律师的妻子，他还担任起湖南省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给作家维权出具专家意见。陈丽说，这两个差事让张扬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巴不得他早点退休。
做事情较真，张扬承认这点。2006年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出版样书后，张扬用一周时间逐字逐句地读下来，发现80余处错误，这已经让张扬感到生气。随着审读进度，他一连给出版社发了7封邮件。
9个多月之后，他终于收到出版社支付的稿酬，他又向出版社索要他的“版税完税证明”。其他作者是否索要完税证明，张扬没有打听过，但他觉得自己既然合法纳税了，当然要向代缴人索要这个证明。然而出版社没有按照法定格式寄给张扬。
比这更糟糕的是，张扬和陈丽在2006年6月6日去浏阳市图书馆借书时，偶然发现出版社对《第二次握手》(重写本)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新印本不仅在封面设计上做出了微调，而且更正了此前张扬指出的40余处错误。“出版社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但完全不通知作者，这是明显的违约行为。”身为律师的陈丽认真分析了张扬与出版社的合同，夫妇俩用几天时间写了一封长达18页的信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此时，陈丽仍在劝张扬隐忍，尽量不诉讼。陈丽5年前随张扬定居浏阳后，就不再接手诉讼业务。陈丽说自己“爱生气”，看到司法不公的现象她就特别生气，这让她身体越来越吃不消。在这一点上，夫妇俩惊人地相似。但陈丽对《第二次握手》出版事情上的隐忍换来的是双方在韩文版接洽上更大的矛盾。于是，2007年6月，陈丽决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此事。
6月21日晚上，夫妇俩坐上火车。22日清晨到了北京，两个人拖着行李直接去东城区法院立案庭。“我们事先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和其他老百姓一样排队等着立案。立案庭的法官看了材料才知道来立案的人是书的作者。他以为我是张扬聘请的律师，让我回去等消息，7日内会答复。我说我们俩是夫妻，从湖南赶来。立案庭的法官很好，立刻去请示庭长，当天上午我们的立案手续全部办妥。”立案的高效率让陈丽有了信心。但9月5日第一次开庭时，情势急转直下。经过两次庭审，法院对张扬提供的证据基本不予采纳，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张扬对这个结果和这其间的变化感到意外，他又开始较真了。他不仅坚决地提出上诉，而且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信，给东城区法院院长写信，向东城区检察院反映情况。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要考虑维护法院的形象，但他认为，如果不把问题揭露出来、妥善解决，哪里有“形象”可言呢？
率真让他备感孤独
从某种程度上说，命运给了张扬一个写出《第二次握手》的机会，也就是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使命。他的书影响了一代人，其中包括一些身份显赫的政要。张扬珍藏着一份温家宝总理写给他的信札。在信中，温总理说这本书自己“还是在手抄本流传时读的”。张扬不是官员，但他可以向官员传递民意。
张扬用这样的办法从枪口下救出一个中巴车司机的生命。去年，浏阳当地一位中巴车司机在驾车途中因紧急避险导致车上的一位乘客死亡。中巴车司机以“故意杀人罪”后又更改为“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张扬坐不住了，他坚信，这名司机无罪。
张扬写信给张春贤书记、写信给全国人大、人民日报等。张春贤书记很快作出批示“千万不能错杀”。“书记虽然这样批示了，但司法系统里分歧很大。到最后这个司机被改判死缓，总算把命保住了。“我这次回去之后还要继续管这个事，要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写信。”张扬说。
张扬说写信从不写匿名信，自己做事很坦荡。打官司之前他也没有谈话录音的意识，取证让年逾60岁的他学会用录音笔。在电话取证中，张扬听到有人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版新书的“起印数”造假，张扬立刻给铁凝写了挂号信寄给她。张扬还给中国作协、新闻出版总署寄了信，希望有关方面能作出解释，澄清这些谣言。但信件寄出10个月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相比起来，张扬对自己的官司却不十分上心。4月28日在北京，张扬和一家影视公司进行了接洽，他希望影视作品不要流失这部书的韵味。“这本书是无污染的，很纯洁。现在的书和影视，动不动就写上床，我这本书连亲嘴都不写，只握两次手也能写出一段爱情。”张扬说。
虽然他是因《第二次握手》而出名，但他不希望自己的文学生涯中只有一部《第二次握手》。他目前正在筹备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已经想好了名字：《千万别把他们当人》。除此之外，他想为作家维权做些事。“作家是弱势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拿的是低额稿酬，而他们又缺少法律知识。”张扬和夫人陈丽都这样认为。
《第二次握手》带给张扬太多。因为一本《第二次握手》，张扬入了文学圈。但入了文学圈，他又每时每刻感受着自己的孤独。(记者 袁 婷）
图片报道 |
更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