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笔下，初唐人马周的才德，堪与姜太公、贾谊、苏轼相媲美——

　　一部《二十四史》，为毛泽东生前所钟爱。翻阅他在书页上评骘人物的批语，可见大政治家的眼光。近来又看《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再三斟酌的是这一点——他老人家缘何如此推崇马周的文章？

　　读欧阳修等的《新唐书》时，读到《马周传》，至马周上疏的那一页，毛泽东在其天头处写下：“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历代仰作文坛北斗的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

　　这还不算，针对这篇传记所谓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由奴隶而成为商朝宰辅的，吕望即协助周武王灭纣的那位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马氏超逾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可以想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马周何许人也？这位唐初大臣，在文学史上排不上号。他的出名，在其传奇性经历吧。他生于山东农家，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广搜博览，以至满腹经纶。因生性豪放不合于时，浪迹天涯，后到长安给官员当门客。有一回他替主子代写的奏章被唐太宗李世民赏识，遂崭露头角，短期内擢拔为朝廷宰辅。

　　但无论是他的传奇经历，抑或是他的文学写作,却都不是毛泽东的兴奋点。内容领先，政治着眼，明乎此，方能揭开老人家心之所系吧?看看他喜欢的贾谊《治安策》，该文直指西汉同姓王分封制之弊：诸王幼弱，可暂免为祟，但将来长成，国家必现“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的尾大不掉局面。建议朝廷“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早削弱其挑战中央的能量。毛泽东曾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事理”者，治国方略也，现实政治也。

　　回头看毛泽东对马周上疏的评点。那是贞观六年给唐太宗的一封奏折。该奏折不粉饰太平，直言各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痛陈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后果就是在贞观之治下，依然“百姓未安”，“自五六年来，百姓咸有怨言”。马周总结历史提出治国原则：“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此段话语之上方画了三个大圈，又特意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边上逐字加双圆套圈。政治，仍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悟性，令马周文章远逾一般书生气十足的应试策论而臻“第一奇文”！毛泽东赞赏的是出身卑贱的马周深谙社会病症，且能准确地提供矫正之道。

　　矫正之道，即治国之道。不制止上层骄奢淫逸、底层困顿愁苦的社会趋势，何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往事越千年，但在毛泽东眼里，马周于奏折中归纳出的这条治国原则不会过时。古今中外有各自的特殊社会规律，然而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普遍运作规律。记得点点在记述父亲罗瑞卿生平的《非凡的年代》中，如此描绘毛泽东警惕新生政权的安危——“确实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雄鹰，昼夜不息地用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同时，必然的，这头雄鹰更需要从全局视野关注共和国的安危。作为一个来自南方农村的革命领袖，“汗滴禾下土”的共同经历使他与农民及下层劳动者保持着一种天然联系，懂得他们对于“平均”基本生存权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懂得他们的艰难程度和忍耐限度。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终结果就是“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轮到社会对抗，神州板荡了。只有否定阶级对立的旧制度，奠定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相对缩小，连多数底层劳动者也开始拥有基本福利的局面，才有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

　　前无古人的探索难免留下遗憾。否定旧世界，岂可忽略拿来主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始，一股风自上吹来，急欲在分配领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批判“八级工资制”，片面追求“划等号”，真叫过犹不及，欲速不达。“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者又何从获得足够动力？平均主义行之既久，遂使当时中国迟迟难摆脱平均贫穷亦即普遍贫穷。改革开放，当然要纠正毛泽东后期之误，要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包括承认基于合法竞争而来的个人收入差别。于是以1978年为轮轴，人们可以观照到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呈现的综合国力大跨越、民众生活大提高，及巨变赖以支撑的利益激励机制。

　　有意思的是，新世纪新阶段，仍然值得重温毛泽东生前的读书心得。不是吗？改革开放促成中华盛世，但迅捷发展中仍有一系列待解的问题，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即其一。一个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的比重较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成果向某些群体和部门过度倾斜，而某些地方大员又未藉此财力推动公共服务建设，影响了职工积极性，竟至出现“民工荒”。真须请某些官员读一读——在介绍隋朝库廪充盈、炀帝大兴土木终致改朝换代之后，马周希望唐太宗注意：“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不着一字，意味深长。

　　是啊，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又是执政基础。古代前贤尚且懂得安天下必先存百姓的道理，我们怎么可以容忍挥霍民脂民膏打造“政绩工程”？又怎么可以听任社会收入差距无限扩大，基尼系数红灯闪烁？社会公正要求持续贯彻改革开放的普遍受惠原则，要求确保社会成员体面生活的尊严底线。须知“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竟是亚里士多德认定的“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0页)！

　　正当全党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调节人民内部利益关系之际，老人家的读书心得可作一帖催化剂，提升我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作者司徒伟智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