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陈毅副总理又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给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的帽，加上无产阶级的冕。他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这一番讲话，感动得在场的科学家热泪盈眶。

　　但在当年六七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刚刚脱下的“资产阶级”帽子又重新戴在了知识分子的头上。

　　“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实行的错误政策越演越烈。

　　物理学家何祚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时，科技人员被强制要求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被迫中断。”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360名职工，被打成“特务”的竟然有142人之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的杨乐回忆说：“差不多所有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都被怀疑成派遣回国的特务，接受审查，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甚至是迫害。”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知识几乎成了罪恶，知识分子几乎就是罪犯，被打入社会底层。杨乐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在“文革”期间，正常的学术职称评定全部被取消，基本上没人提及，因为“它被看成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号”。

　　“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吴明瑜说：“他一上任，就自告奋勇地抓科学和教育工作，说不抓科教，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并积极推动科学大会的召开。”

　　据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吴明瑜回忆，邓小平在那年7月正式复出前，曾于5月12日和24日，分别约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李昌，以及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在这两次谈话中，他都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邓小平选择的这个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吴明瑜说。

　　邓小平整顿科教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4日至8日，他邀请全国30多位科教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吴文俊、邹承鲁、马大猷、王大衍、周培源、苏步青等，举行座谈。会议形式很随意，邓小平和科学家们围坐成一圈，气氛也非常活跃，大家畅所欲言，还不时有人插话。会上，邓小平再次提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他说，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在这次会议之后，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备全国科学大会。吴明瑜等人被安排为邓小平起草在大会上的讲话稿。如何写好这篇讲话，让吴明瑜等人费了很大的脑筋。他们感觉，再仅仅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做些阶级分析？”吴明瑜提出。

　　当时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童大林，了解到吴明瑜等人的想法后，建议他们研究一下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于是，吴明瑜他们马上搬来26卷《马恩全集》，逐一查找。最后发现马克思在书中，多处提到技术工人、教师和艺术家，并对他们的阶级成分做了分析。

　　马克思在书中写道，在工厂，一般的技术人员既是专家，又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参与了创造剩余价值，受工厂老板的剥削。教师在学校教书、歌唱家在剧院唱歌，同样也是为学校老板或剧院老板卖力，受他们的剥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看一个人在社会经济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来判断他的阶级地位。马克思从来不用世界观来分析阶级，世界观分析阶级是分析不清楚的。”吴明瑜说。后来，吴明瑜等人把马克思的这些话，都引进了邓小平的讲话稿中。

　　至于，在讲话稿的起草过程中，到底是谁最先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吴明瑜把这归功于“大家集体讨论的结果”。他们在分析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时，考虑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大部分来自于劳动人民家庭，接受的又是新中国的教育，怎么反而变成资产阶级了呢？因此，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客观实际上，吴明瑜等人都得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结论。

　　邓小平很满意，也很喜欢这句话。他看完为他起草好的讲话稿后说：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多半都是我讲过的话。

　　不过，很快这句话就在中共中央引起争论。当时，汪东兴看了这篇讲话稿后批评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汪东兴还特别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方毅、吴明瑜听完后，就请示邓小平，是否需要做些修改。邓小平十分干脆地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两天，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方毅，说邓小平的讲话稿有两处需要修改，一是一处标点，二是把“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接完电话，方毅马上与吴明瑜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第二处修改是“偷换概念”，原来的意思是从整体上界定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修改后的“一支”又占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多大比例呢，10%，20%，还是30%？方毅认为，修改得这样含糊不清，就是想把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模糊掉。于是，立即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说，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不改。

　　这样，科学家们才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听到了那句令他们激动的话，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解放。

　　有人统计，邓小平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间19次被掌声打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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