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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在那个以“科学的春天”闻名的科学大会上，科学家们从邓小平“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讲话中，感到他们成了“自己人”

　　★ 本刊记者/蔡如鹏

　　1978年3月18日，北京。

　　下午3时，38岁的青年数学家杨乐与5000多名科技人员一道，迈进了人民大会堂。这座庄严的国家殿堂，已经很久没有向他们敞开了。自“文革”以来，这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步入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在当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这句今天听来再平常不过的话，在当时让很多科技人员激动不已。年逾花甲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听完，流着泪感慨道，过去知识分子被当作异己，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终于成为自己人了。

　　30年后，杨乐仍对那个春天记忆犹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听完小平同志的讲话，不少老科学家都由衷地表示，自己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曾参与了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句话虽然只有十几个字，但字字千钧。在这背后，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几经变化的曲折历史。”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知识分子们经历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再到“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过程。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吴明瑜还清楚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教育工会”成立的情形。

　　那时全国刚解放，各地的工人纷纷成立工会。这股潮流也吹进学校，那么，教师是不是也该成立教育工会呢？“教师也靠工资生活，属于工薪阶层”，吴明瑜说，后来，政府也批准了教育工会的成立，“教育工会的成立，事实上说明政府承认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吴明瑜说。

　　但在当时，政策上对知识分子与工人并不一样。

　　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用当时的视角，他们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或旧式的教育。因此，在建国后，他们的阶级属性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成为对待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政策。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随后的1955年肃反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打击，被当成“教育和改造”的对象。

　　当时，中共党内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但由于毛泽东极高的威信，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这一错误政策，只能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保护知识分子。

　　前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干部罗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在反右运动中，全国有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仅北大、清华这些学校就有几百上千人被卷进去。这让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感到很为难，要开展科学工作，就要团结科学家，又怎么能打倒他们呢？

　　张劲夫反复考虑后，向周恩来、聂荣臻建议，在反右运动中要保护自然科学家。周恩来做不了决定，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听完张的意见后说，张劲夫你很大胆啊。张劲夫说，这些老科学家都是“国宝”，不能不保护。

　　后来，毛泽东同意了张劲夫的意见。195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这份指示说，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曾昭抡、钱伟长、华罗庚、童第周等五位科学家的署名文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很快，这份意见被批判成“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不久，曾昭抡(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钱伟长(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分别被他们所在的高等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划成右派，与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一起，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右派“六教授”。

　　但华罗庚(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和童第周(时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所所长)却在中国科学院逃过一劫。罗伟记得，科学院领导只是找二人谈了谈话，让他们做些检查，但一律不划右派，不搞批斗。这与张劲夫有意识地保护是密不可分的。不仅如此，张劲夫还专门找到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请他不要定钱伟长右派，因为当时钱伟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但蒋南翔没有听。

　　曾昭抡、钱伟长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一直到1980年才得以脱去。

　　“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62年2月，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议原定讨论新的科学规划，但在讨论过程中，话题逐渐集中到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上。

　　吴明瑜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据他回忆，周恩来在会上做了一个讲话。在讲话前，周非常谨慎，事先在宾馆里查阅了很多资料，还与身边的人商量，该如何回答提问。

　　最后，周恩来在讲话中说，知识分子虽然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但与体力劳动者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也是为人民服务，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他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不能忘本，虽然现在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但过去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还需要继续改造。为了说明不忘本，周恩来还打比方说，我出生在绍兴，成长在淮安，所以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就说是江浙人。

　　周恩来的话让在场的科学家们很高兴，著名声学家马大猷兴奋地说，“听完总理的话，如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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