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7日发表题为《清明节放假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文章说，昔时，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多少窒息了儒学的发展和活力。今日，我们更应取“百家争鸣，兼尊儒学”的态度，才会使得儒学、乃至中华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文章摘录如下：

　　今年，中国首次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期的日子。刚过去的4月4日，是清明节。

　　事实上，清明原本是中国民间习俗，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多会于清明前后祭拜先人、回乡扫墓“慎终追远”，表达缅怀之情。只是清明当天可能拜祭的人数会更多，路上也会显得更加拥挤。

　　中国官方层面，则多少有了一些变化。除近年来一直举办的“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黄陵县继续举行之外，官方媒体也制作了不少与此有关的节目。

　　从2006年中国政府确定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来，民间与官方在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已经在全社会达成共识。但具体到如何操作，如何落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传统文化到底该置于何种地位，争论仍然很大。

　　这仅仅是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般的一个幌子，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或中国国家形象建立的核心依托？

　　远的不说，3月9日山东省政协的大会上，政协主席在发言时，倡议在孔子、孟子故乡的济宁市范围内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并要求将其纳入国家预算。倡议引起的是几乎一面倒的质疑与抨击之声。

　　第二天，有108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更有委员指责这是“利用会场为地方争取资金”。也有人认为这是以“假古董，伪文物”敛财。其后，相关的当事人和媒体、学者都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澄清和说明一些事实。

　　在此过程中，所谓的正反双方，即“拥建派”和“阻建派”各不相让。笔者无意介入双方争论，只是以其中主要的分歧，归纳出两大争议：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确立所谓“文化标志”有无必要？换言之，即在当代中国，需不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国家、且能为国民接受、国际认可的“文化标志”？

　　再者，如果需要，那是什么？孔孟之道能否载动中华文化？

　　不可否认的，在未尝中断的历史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中华文明的内核；而孔子等先贤，也就成为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国家的标志。这一点，无论是在海内外的华人自身、抑或外部其他文明看来，都是不太有疑义、或视为理所当然。

　　其实，随着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的社会各界，也包括中共和政府，在自身的实践中，都既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更加认识到传统思想资源的价值。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都以建设“和谐社会”为重要任务和目标，所谓“和谐”，恰恰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因为儒家思想自身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超越性，又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追求等)能够互相容忍与融合。

　　这个中华民族几千年一以贯之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根基，足堪“中华文化标志”之任。

　　这个层面的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其他一些争论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比如第二个疑问：建设“文化标志城”有无必要，是否又在制造一个假古董？

　　当然有此可能，但也不尽然，端看如何规划、实施。另外，也与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误区有关，即多将传统文化仅仅作为恢复、保护的对象，而非主动地以之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而在当代的建设中表达出来。

　　让我们再看第三个疑问，所谓“地方”假借国家之名谋取自身利益的质疑。

　　前已论及，建设“文化标志城”并非仅是地方利益，而应是国家追求。国家给以投入理所应当，各地大可不必担忧山东或济宁独占利益。其实，有了对孔孟的尊重，我们可以期许，国家还会有对其他的宗教、各地方的信仰、以及不同族群的传统等的更进一步的认可、尊重和弘扬。

　　仅有国家层面的、将以先秦儒学为代表的思想作为国家的“文化标志”，还是不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危险的。与此同时，还必须有对各种宗教信仰、各地地方文化的尊重、认可和扶植；应允许不同宗教自由传播，也允许各个地区，亦可以建立自身的“文化标志”，则如“浙江文化标志城”、“陕西文化标志”"等也应允许出现。

　　昔时，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多少窒息了儒学的发展和活力。今日，我们更应取“百家争鸣，兼尊儒学”的态度，才会使得儒学、乃至中华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后，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对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对全人类来说，这却是巨大的飞跃。”

　　是的，清明节纳入法定假日，只是文化建设的一小步；民主选举乡镇长，也是民主建设一小步。未来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及诸如此类的设想和实践，还只是一小步。但让我们理性对待这一小步，因为，用荀子的话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范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