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

　　记者: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不变,改朝换代却非常频繁,而且往往通过战争和大破坏；美国从实用角度设计出一个国家,却在短短200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前者不能持久,后者却能够稳固呢?

　　易中天: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源头要追索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我们中国要追索到商周时代,那是一个大陆国家,一个大陆民族、农业民族创造的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文化。

　　农业生产和工商业这两种经济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大部分国家应该说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工商民族是比较特例的。所以我也赞成顾准的一个观点,希腊的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是一个特例,很特殊的。

　　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比如代议制、选举制,等等这些东西,比方说大家投票了要立法,这些东西都源于商业活动,没有一个例外。

　　而我们中国农民,历来并不反对皇帝。农民只希望皇帝是个好皇帝,别是个坏皇帝。是个暴君就倒霉了,他是个仁君、明君最好。哪怕他糊涂一点不要紧,他派的官员是清官就好,为什么?他需要保护,他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马克思说的,他们是由许多马铃薯组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必须由上面赐给他们阳光和雨露。所以,一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农民盼望的不是民主共和,他盼望的是真命天子。

　　美国人为什么要建立政府?政府是保护公民个人利益的。

　　为什么要立法呢?是因为商业民主有契约观念。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签一个条约,这个生意就做成了。他用契约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商业经济关系问题,也可以来解决社会关系问题,这就是法律,法律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所谓议员,无非是公民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他不觉得谈判和让价有什么可耻,因为生意人就是要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必须让步,所以,不同政治利益集团聚在一起立法的时候也是可以让价的,这才有美国宪法的诞生,美国宪法的诞生被称为“伟大的妥协”。

　　这种观念我们中国人有吗?没有,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够妥协呢?我们叫做“不向霸王让寸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观点产生不了民主共和,只能产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这是农业民族受到游牧民族欺负的时候得出来的一个文化观念,他没有商业民族那种天然的让价、让步、双赢,互利。

　　记者:你为什么那么关注美国这个国家呢?还专门写了本书。

　　易中天:在写《品人录》的时候,我认为在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它们是难解难分、互为因果的。在《品人录》里,就挑选了五个大家熟悉又是悲剧性的人物,试图揭示在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当中的那些问题。

　　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系:一个就是古希腊城邦式的,再一个就是当代西方的共和制,而共和制度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美国是共和国之父啊,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法制国家,而且它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

　　那么我就要琢磨一下美国是怎么回事,刚好发生了伊拉克战争,我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攻克伊拉克并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兵不血刃就拿下了,直抵巴格达,可以说萨达姆政权是一夜之间被推翻。

　　刘亚洲将军的文章就曾比较了前苏联和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前苏联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付出很小的代价。苏联打败了,回去后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了,美国胜利了又去打伊拉克。那么在这些事件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不喜欢它,你也可以批判他,你还可以咒骂它,但是你不能小看他,恐怕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发自内心的蔑视美国,以至于欧洲认为美国总统应该全世界来选,怎么能选小布什呢,选戈尔也不选他啊———可见这个国家举足轻重。这样一个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是如何崛起的,难道这样一个国家崛起的经验不值得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民族来借鉴吗?我们不是也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不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我们要借鉴它,就要研究它,我的结论是:美国这个国家是一部宪法缔造的。由宪法来缔造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所谓法制,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是由法来治国,这才是彻底地告别人治。

　　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就写了《艰难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的反思》,这本书结果卖的不好。(笑)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写了《帝国的终结》,而它的副产品就是这个《帝国的惆怅》。

　　我强调“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你从古典文学到艺术,到美学到心理学,再转入城市研究和历史政治,这个过程看起来相当复杂,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来搞历史和政治研究呢?

　　易中天:我不主张把一个人的研究范围按照所谓专业来画圈圈。而且我们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不画这个圈。我们古代的先辈、我们的先贤们,他们是没有这个界限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那么我们既然强调中国特色,总要有一部分人保持这个特色吧,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实际上人文学科,它就是一个对象,人或者说人类社会,只是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切入。但最后归根结底是要打通的,一定要打通的。

　　记者:问题是人文学科分裂了几十年了。

　　易中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笑)。本来学术研究,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兴趣,来作这样一个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等种种原因,它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你把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它本身是学术的不幸,但是不可避免、无法改变,所以我们也不去批评他。

　　但是我觉得一旦一个人有了这个条件,能够不再为谋生而学术的时候,他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因为我要自己选择,因此我也不去申报各种奖项,基本上我也不按照他们规定的框框去发展,就是求得一个心灵的自由吧。

　　每个人走的路是由自己来选择的。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已经有了选择自己道路的可能性。对于我这样一个退休的人,就更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了。

　　记者:这个现象是不是和大学分科有关,就是说整个人文学科的设置,课程、评奖,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来给的。

　　易中天:对的。确实与这个有关系。但是还是与本人有关系,我也是被他们分到科的,被分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个盒子里,但是你可以跳出来。而且中国的大学完全是按照工科、理科的方式进行改造、建设的。现在管理大学的官员全部是学理工科的人担任的。

　　我有一个观点:国家领导人可以由学工科的来担任,各地方首长也由学工科的人来担任,很好。我并不反对。因为学工科的人有一条好处就是比较务实,讲究可操作性,这个是比人文知识分子好的地方。唯独文化部长、教育部长是不能由他们来担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用专文来进行研究。

　　记者:能够把学术著作当当随笔写,很多人不具备这个功夫。你的叙述方式是怎样养成的?

　　易中天:我觉得第一是态度,第二是功夫。另外,历史我还是正说,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细说。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写《闲话中国人》开始养成的。现在回过头看《闲话中国人》,还是一个过渡阶段,有过渡的痕迹,在表述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学术论文和现在这种写法之间,里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慢慢写着写着就顺手了。

　　我老早从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开始,就有那种想法,为什么学术著作非得按八股文的方式写呢。我的《艺术人类学》的写法同一般人写的那些讲义、教材已经是不一样了,已经有了那个风格,但是那时只是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优美,用美文来表述。到了《帝国的惆怅》的时候,连思维方式都变了。

　　即使我用随笔的思路写作,我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性是很强的,一层一层皮这样剥下来,周泽雄有这样一个评论,说我是用推理小说的写法,每一个结论的给出都伴随一道利落的剑锋。推理小说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我喜欢读推理小说就是喜欢它的逻辑性,它是灵魂。而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逻辑性不强,板着面孔不等于逻辑；另外我写作的态度是严肃的,没有一点调侃和戏谑,是“严肃的态度,活泼的表述”。(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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