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天,易中天又投入到繁忙中。从2月份起,他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再度合作,推出一个关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36集电视专题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他将暂时告别解读历史,进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站在全球视野和历史高度,寻找那些能够为今天所用的文化资源,进行解读与传播。这意味着他暂时搁下了《水浒传》,在《品三国》的那条道路旁,另起一条新路。

　　红得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现在很烦恼。他对自己的走红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不停地响,让他看书写文章不得安宁,手机只能转到秘书台。他的家庭、生活、工作都成为了媒介报道的内容,甚至没有采访过他,就杜撰他和妻子家庭生活的文章,在发行量很大的刊物上发表。

　　对报纸、网络上关于他的报道、评论,易中天刚开始还会认真看,会为理解自己的知音欣喜,也会为不实、歪曲的报道愤怒,也会在公开场合作出回应。但到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看不过来了,关于他的新闻太多了,根本就看不完,后来干脆就不看了。

　　“我现在感觉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前你说什么都行,说什么都对。一年后是你说什么都不行,说什么都不对。比方说,有人批判你,你是回应还是不回应?不回应,马上就有人说,你看不敢回应,心虚了吧,不敢吭气了吧,我们说对了吧；你回应,马上就说,你看一点肚量都没有,怎么一点批评声音都听不得呢。甚至一个小孩没有拿到你的签名,就可以在网上骂你……你又不可能面面俱到,让所有的人满意,那会令自己崩溃的。”

　　因为对媒介不信任,易中天选择了在新浪和搜狐两家网站上开个人博客,还有百度的易中天吧,绕过媒介直接发言。“这起码可以真实传达我的想法,不怕媒介歪曲删减,而且能够直接和读者、观众沟通联系。”

　　易中天甚至很生气。他甚至不承认《从星空到心灵———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话录》是自己的作品:“那也不是我写的。我和于丹在香港对过一次话,被他们整理出来,交给出版社,我连稿子都没看,怎能说是我的作品呢?”

　　十年前,易中天开始想做一件事,就是让学术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是他研究的领域。在学术研究外,他写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等随笔体学术著作,也写各种评论时事的杂文,甚至出版文学作品集,广泛参与城市发展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

　　对于易中天的这种选择,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认为学术本来就应当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走向市场。反对的人认为他应该呆在书斋里好好做他的学问,现在不务正业整天在外奔忙。

　　而对于易中天来说,他已经懒得回答这些质疑了。在与电视共舞的过程中,易中天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信念也越来越坚定。“我的信念更加肯定了,这些年我一直在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的道路,现在证明没有错。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成果走出书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古典文本的现代转换。因为大多数人在阅读文言文的时候,还是有阅读障碍的,这个“转换”能引起大众对古典、对传统的兴趣。当然,如果能够读原著效果会更好。我坚信,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我的实践告诉我,学问就该这么做。”

　　易中天前不久交出的新书《帝国的终结》。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彻底的学术专著。和他的《破门而入——易中天谈美学》一样,出版《帝国的终结》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

　　我想找出历史上改革派失败的原因

　　记者:《帝国的终结》的香港版和内地版有什么不同,感觉香港版要比内地版厚。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这个书是2003年11月份完成的,香港版是2005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在内地换了几家出版社,但一直未能出版。这次出大陆版的时候我又重新作了一次修订。从字数上来说,肯定是大陆版多。但我也奇怪,香港版的书居然比内地版的书要厚。

　　有些媒体说这是炒冷饭,对不起,这个饭在中国大陆没吃过,所以在中国大陆是新饭,不是冷饭,是热饭。是一本新书,是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些思考。

　　记者:那么多年过去了,你身上理想主义的色彩一直没有减弱,血气方刚,还没有凉下来。

　　易中天:我的侄女对我是这样的评价:大龄愤青一个(笑)。但是在生活里和学术上,我的表述还是很平和的。我觉得人是理性的动物,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种对社会,对人生、对国家、对民族的满腔热情,这个热情你不能把它消灭了。但是在具体做事、说话、写文章的时候,却应该以一种理性的、平实的、平和的方式来处理。我认为是这样的,这样才能真正去实现你要实现的目的。

　　我一贯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它的终极目的是每个人的幸福,否则没有必要来建立这个人文学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应该有社会的责任和担当。要承担起这样责任和担当,就必须让学术、研究成果走近社会、走近大众、走近生活,所以我的口号是“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现在很多人从事历史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它的现实意义,比如吴思的研究是历史上政权机构运作背后的潜规则,你做历史研究的兴趣点在哪里?

　　易中天:如果借吴思的话说,吴思要告诉我们:中国的官场不是按照红头文件和政策法规来运作的,而是按照潜规则来运作的。这是吴思的结论。我要做的事情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潜规则,潜规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必然会有潜规则?又比方说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古代社会国家的问题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这是黄先生的结论,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以道德代法制。实际上我所有的努力最后都在挖那个根。

　　记者:从你文章的分析结果来看,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曹操、王安石、晁错这些历史上的改革派人物,他们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往往以失败告终。

　　易中天: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编导,看了我讲晁错的那集以后,一个星期吃不下饭。(笑)

　　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些悲剧人物就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这条路,它会有什么问题,哪些是我们今天必须力图来避免的,如果说有现实意义,现实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改革进行到最后,往往已经不是一两人的问题了,而是制度问题。我不认为历史上出现的悲剧、错误、灾难是个人原因,我认为是制度原因。这样一个制度,背后是文化,再往上追述就有地理的、自然的、人物的各种原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写严嵩的那段:严嵩是公认的奸臣啊,最后连严嵩我都替他说句话,我说严嵩实在是忠臣啊,80高龄的老人,充当皇帝科学试验的小白鼠。因为嘉靖皇帝是要炼丹的,他炼好以后自己不吃,让严嵩先吃。严嵩吃了以后还写试验报告。说臣昨天痛下淤血,臣服后浑身燥热……那个时代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国家啊,不忠于皇帝才是奸臣啊,曹操说他是奸臣,是因为曹操要篡汉献帝的位。那严嵩没有篡过位啊,他是坏人,不是奸臣。

　　“实际上根本问题就是皇帝制度。专制和独裁的制度,注定了这些人都是这个下场。

　　所以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朝代,改革派失败根本还是制度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政治体制实行议会制度,比如王安石上台的时候,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监督他,是不是要好一点。司马光上台后,王安石作为反对党监督他,那他们在推行改革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大刀阔斧地,而是小心谨慎地做。你小心谨慎的改革可能就成功了。

　　中国的经验表明:改革只能循序渐进。我是主张渐进式改革的。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