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唯一的龚古尔奖获奖女作家葆拉·康斯坦(PauleConstant)日前来到上海。1998年，这位女作家凭借小说《心心相诉》成为龚古尔奖50多年的历史上，8位女性得奖者之一。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谈到波伏瓦、杜拉斯等享誉世界的法国女作家，葆拉表示：“波伏瓦永远是我的偶像”，“我热爱杜拉斯”。

　　三个女人一台戏。葆拉·康斯坦、法国“80后”作家马克斯·蒙内和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日前在上海作协以“向妇女文学致敬”为题，就女性文学展开对话。会后葆拉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法国文学奖多但没黑幕

　　法国也许是世界上文学奖最多的国家，据葆拉介绍，整个法国共有2500多项大小文学奖，“几乎每位法国作家都能平均分配到一个。”这位1998年凭借小说《心心相诉》获得龚古尔奖的女作家开玩笑地说，“文学奖特别多是因为法国作家写作的酬劳不多，靠着文学奖可以多赚点钱，而且在法国任何人都可以设个文学奖。”不为人知的是，葆拉自己也设立了一个文学奖，“奖品是到我居住的那座南方城市免费听歌剧一周。”

　　每年11月在法国文坛戏称为颁奖月，包括龚古尔奖、费米娜奖在内的重要法语文学奖都在那个月陆续颁出。近几年，法国各大文学奖获奖作品和作家饱受媒体批评，不时曝出评委受贿的丑闻，外界猜疑文学奖获奖作品质量的“下滑”和出版机构操纵文学奖有关。作为包括费米娜奖在内的多项法国主要文学奖的评委，葆拉·康斯坦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始终为自己的同行辩护，“根据我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我并没有看到大家所说的那些黑幕，在我担任费米娜奖评委期间，就从来没有接到那些要求为某人评奖的电话。”在葆拉看来，饱受外界诟病的文学奖评委由作家组成并没错，“在法国有一个完全由记者组成评委会的文学奖，它和龚古尔奖同一天颁发，但根据我的观察，他们挑选的作品并不好。”

　　针对大出版社操纵文学奖的传言，葆拉说这主要与文学奖获奖作品大都由大出版社旗下作家获得有关，“但这很正常，”葆拉说，“大家都希望作品由大出版社出版，最好的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集中在大出版社那里很正常，那样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葆拉希望，法国的文学奖更应该撇去年龄、资历的偏见，“很多评委总是因为作家年轻而忽略他作品的重要性，而我喜欢把奖颁发给作家处女作。”“我不想把奖颁发给那些已经没有好作品的老作家，对于这些安慰性的奖，我们的借口总是，‘固然这样，但他以前写过不错的作品。’”

　　所有作品都发生在法国之外

　　波伏瓦、杜拉斯是每一位法国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无法绕开的话题和人物。但令葆拉有点遗憾的是，现在的法国年轻人已经不再视波伏瓦、杜拉斯为偶像了，“他们到底怎么想，我也不知道。”

　　葆拉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两位女性的崇拜之情，特别是对波伏瓦，“她永远是我的偶像，没有其他人能超越她。”葆拉说。在葆拉眼中，波伏瓦是一位非常自信，对身边女性都特别善良的女性。回忆自己和波伏瓦的第一次会面，葆拉说那是1967年大学毕业前夕，“我给她写了封信，后来她同意和我见面。我对她说，我准备写她的传记作为论文。但是后来我离开了法国，就没能完成这个愿望。”波伏瓦是1954年龚古尔奖获得者，葆拉则在1998年获得这一法语文学最高奖，“当我拿奖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波伏瓦。”迄今为止，在龚古尔奖50多年的历史上，只有8位女性获得这一大奖，“我们8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小圈子。”葆拉说，而杜拉斯是另一位让葆拉难忘的龚古尔奖获奖者，这个小圈子里另一位耀眼的明星。

　　“我非常热爱杜拉斯！”葆拉说。葆拉和杜拉斯一样都成长于法属殖民地，作品也以殖民地背景为多，“我的所有作品都发生在法国之外，因为我对法国不了解。”“我和杜拉斯有许多共同点，但杜拉斯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私密生活写作，特别是描写自己和母亲的不理解，最后她在这种生活中陷入太深而无法自拔，所以导致《情人》在某些方面很薄弱，但是这部作品最受欢迎。我认为《抵挡太平洋堤坝》是她最优秀的作品。”葆拉说。

　　和葆拉有相同生活写作背景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也是葆拉崇拜的对象，葆拉开玩笑地回忆说，“有一次儿子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他发现了一位和我非常相似的作家，他说的就是莱辛。”

　　◇对话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

　　葆拉：《心心相诉》中文本的宣传语是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品，出版社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我希望美国的同行能读到这句话，因为我的小说和美国女性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我的小说既不是女性主义小说也不是反女性主义小说，但在许多地方，我的小说被说成是反女性主义的，所以我的作品在许多国家遭到抨击。

　　王安忆：作为小说家我很少想到主义。坐在这里我想到的是奥斯汀，她的小说所有主题都是怎么把女人嫁出去，我认为女性出嫁这个主题就算在现在也没有变化，这种观点可能会得到女性主义者的反对，但我认为，女性的婚姻关乎她的幸福。《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我一直想把她嫁出去，但就是没能嫁掉。

　　马克斯：我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想到女性主义。所谓女性主义的问题，都是记者问我的问题。我是个年轻作家，可能前一辈作家有女性主义的思考。

　　关于写作

　　葆拉：我成长在法国海外省，所有作品都发生在法国之外，所以在美国，我是作为非洲作家来被研究的。我写了许多关于法属殖民地的作品，但我想说的是，殖民文化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忧伤、怀旧。

　　作家这个称号，我不愿意把它看作是职业，因为职业都是可以学习的，那么作家呢？一个好的作家也类似一个好的演员，好的作家也应该钻到人物皮肤下。

　　王安忆：我必须写我所经历的事情，我写不好那些我只能想像的东西。为了躲避这样的风险，我以后再也不写《长恨歌》中1940年代的场景了，因为那只是我想像中的上海。而写关于上海的故事，我也是无奈，因为我只对这座城市熟悉，而我只能写我熟悉的地方。我对“作家”的定义可借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之一———“持续性写作”。

　　马克斯：我刚刚开始写作，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表达的自由。法国文坛现在流行自传体和小说结合，我不归于此。不直接写自己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写自己。我曾学过戏剧，我在写作中也常常模仿戏剧的表演来刻画人物。作家还是门职业，它有些部分是可以学习的，当然天赋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