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看起来空荡荡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自己也是这样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背景]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不是我们没想法，是现实不允许我们有所想法。”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话，它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苦头。其他老师也未能幸免。相关资料显示，当年，该校先后有1500多名教职工被打倒。

　　对于胡福明等而言，肉体上的折磨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疑惑和摧残更让人心痛。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们那时一帮根正苗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诸如《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对“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据姚诚的回忆，当时南大还有个叫舒海青的青年教师，带着学生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在一列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用沥青刷标语，内容是“打倒四人帮”之类，引起全国反响。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写作] 医院中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他想得更多。”姚诚这样评价彼时的好友胡福明。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

　　胡福明选择向“两个凡是”“开火”。“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检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见报时，题目被光明日报编辑加了“唯一”二字)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发表]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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