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人民公仆的地方官员没有权力就“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个重要命题下断语、做决策，他代表不了全中国的民意

　　 文/陶短房(旅加作家)

　　在本次“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中，面对108位政协委员的签名反对和全国民众的广泛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允许有争议，但是肯定要建”，表现出让人诧异的决心和意志力。

　　当年秦灭六国，秦始皇“写放六国都城宫室”，在渭河南岸搞了个规模宏大的复制宫殿群体，把渭南建成了“秦国文化标志城”。他不单“肯定要建”，而且连争议都不允许，可谓从严务实、雷厉风行。

　　当作“世纪工程”建设的渭南“秦国文化标志城”，最终只有可怜的17年寿数。张振川市长的权势当然不比秦始皇，当今和谐社会也不是秦代的一言堂，济宁的人力物力更远不及新灭六国、一统宇内的秦王朝，两相对照，窃以为张振川市长等还是再三斟酌、慎重决策。

　　虽然张振川市长否认“中华文化标志城”将耗资300亿的确切数字，但也承认花钱不会少。在当代社会，纳税人的钱必须通过合法程序才能动用，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公议，是最基本的行政法则。

　　从这一意义上，张振川市长根本无权说“肯定要建”或“肯定不建”，因为地、钱、中华文化，都非他的私物。

　　济宁市称，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济宁，因此“建设地是比较明确的”。

　　且不说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56个民族，汉文化的形成也是百家争鸣、甚至吸收外来文化精华而逐步完善的；即使山东境内，除了孔孟儒学，春秋战国时代还有流派璀璨的稷下学派，有管仲的重商主义，有纵横家的足迹，甚至有东夷文化的流传，就在济宁不远的临沂，便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理论的巨子——“兵圣”孙子和孙膑的故里。

　　由此可见，即使说，儒家文化代表了山东一省春秋战国时文化的主流，恐怕都不无争议、不无勉强；如果说儒家文化、或确切地说济宁的儒家文化，可以代表上下五千年汉文化的主流，其说服力恐怕就更苍白了。

　　在说服力不足的基础上，不论怎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论建成的“标志城”如何雕梁画栋、美轮美奂，也很难有文化的感召力，很难真正成为海内外华人心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吧？

　　即使退一万步，承认儒家文化、乃至济宁的儒家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最佳指导，那么恐怕“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立项就更没道理了：众所周知，孔子一向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通俗地讲就是该中央说了算的地方不能随便决定，该由中央级别建造的东西地方不能随便乱搞。

　　当年鲁国的权臣季孙、叔孙和孟孙氏分别搞了一座“都城”，就被孔子视作“违章建筑”，强行拆迁了3座中的两座；而鲁国大臣在联欢会上用了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64人组成的舞蹈团)，也被孔子正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照这个标准，代表整个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自然应该是全民档次、国家级别，自然该由中央、由全民来下“该造”或“不该造”的断语和决策。

　　文化标志是在漫长岁月中潜移默化、约定俗成的，而不是人为树立、权威生造可以成事。

　　自秦始皇以降，搞这种“人造文化标志”建设的人不在少数，如纣王搞过别都朝歌，武则天搞过“万寿通天石阙”，其结局都算不上精彩。张振川市长不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83个地级市市长中的一位，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员，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人民公仆，喊出“肯定要建”肯定是越权了的——人民公仆、民意代表没有权力就“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个和国家财政、全国民众、全球华人息息相关的重要命题下断语、做决策。

　　其代表不了全中国的民意，正如“中华文化标志城”代表不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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