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与新中国话剧同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但是，他更没有忘记新时代的话剧艺术。可以说，周恩来是带领话剧艺术一起不断前进的。

　　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在1952年，周恩来亲自提议建立专业的话剧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且点名让曹禺担任院长，而且批准首都剧场的兴建和交给北京人艺专门使用。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和缔造者。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周恩来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解放以后写的第一个话剧《明朗的天》，并且直接给予剧院工作以具体、细致又详尽的指导。

　　演出结束以后，周总理高兴地来到舞台上，与演职员一一亲切握手，合影留念。周总理站在舞台中央，人们把他团团围住，都想听听他的讲话。

　　突然，周总理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你们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一句话，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周总理也畅快地笑了起来。

　　由于来的人太多，站在后面的人很难听清周总理的话。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我们都到观众休息室去吧！”于是，人们簇拥着周总理来到了观众休息室。

　　周总理挥着手，让大家都坐下。

　　周总理坐下以后，满脸带笑地向身旁的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一些情况，这个除夕也就没有白过。怎么样，大家谈谈吧？”

　　周总理的调查是详细的、认真的，从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问题，以至剧院能否企业化等都作了询问，并得到了一些回答。

　　最后，周总理向曹禺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看。话剧演得太少。去年起好了一些，但还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曹禺答:“是，今年年底。”周总理继续说:“那，在话剧比赛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你的检查报告就放出一点光彩来。”曹禺边听边点着头。周总理加重地说:“你是院长，你要能自我批评，也敢于批评别人，要起个带头作用。过去做得不够，可以赶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长的，自从1952年到现在，三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报告，总是没有空，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了。后来下定决心去了一趟，报告就是三个钟头，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别人，也谈到了思想问题，就很有作用。你在剧院的时间，总比我在外交部的时间要多吧？”曹禺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周总理提高了声音:“报告还是可以做的。告诉我，我要来听的。”

　　座谈会结束以后，周总理走出休息室，来到院子里，又向曹禺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演员、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10天，我等着。”周总理边说边伸出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10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总理走向自己的小汽车旁，仍然回过头说:“老同学，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这个会是曹禺终生难以忘怀的。

　　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多次讲到了曹禺。

　　“戏剧创作上，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了。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三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周总理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新迷信”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是个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也不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总理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例，更深刻、更尖锐地剖析了危害极大的“新的迷信”。同时，周总理又极有人情味地嘱咐说:“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周总理还说:“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个作品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说去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我欣赏你的，就是因为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与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些。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总理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曹禺事后这样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

　　与这次紫光阁会议相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说:“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曹禺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受到鼓舞和激励。他说:“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这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不只是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生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以后十三年，那种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怎么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同时，曹禺还说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许久的命题:“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我写过一点东西，常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应当说，曹禺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总理的推动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来，才敢于针砭时弊的。

　　周总理在1961年再一次来北京人艺看《雷雨》。看戏以后，按照惯例走进休息室和演职员座谈。这次，周总理特别批评了扮演周萍的演员于是之，说他的台词不够清楚，自己在观众席里前后换了几个位置，并征求了普通观众的意见，都说听不大清。接下来，周总理又有些出人意料地把话题一转，谈到了演员的表演艺术——“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着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的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请看，表演艺术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这是相当内行的精辟见解，只有经过长期舞台实践的人才能说得出口，实属难能可贵。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如果周恩来不是做了出色的革命家，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个出色的话剧表演艺术家。

　　4.动乱岁月里的最后关爱

　　在1966年“文革”初期，曹禺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他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吃不进饭睡不着觉，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睁着两只大眼睛，一熬就是一个夜晚。不知道为什么，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揪出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2月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天气格外的冷。

　　铁狮子3号院子里万籁俱寂，曹禺的全家都已经入睡。在一阵急促、响亮又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破门而入闯到屋里来。曹禺从梦中惊醒，预感到大祸临头。“红卫兵”呵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在茫茫的黑夜里，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屋里不准开灯，所有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次日清晨，天渐渐亮了起来。曹禺偷偷地侧目一看，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惊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此刻，周总理听到了有关方面的报告，马上赶到关押现场。周总理对“红卫兵”的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抓来？赶快把他放回去！”于是，曹禺才又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噩梦。

　　最后，还要再举出一个难忘的例子。

　　1975年的秋天，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张颖，突然来到曹禺的家里。张颖说:“前几天，总理接见外宾，我见到了他。总理特意问:曹禺近来怎么样？”曹禺听到以后，一下子忍不住地热泪盈眶了。张颖继续说:“我汇报总理，曹禺的夫人方瑞去世了，他的心情和身体都不大好。总理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该去看看他才是，并请代表我和邓大姐向他问好。请他多多保重。’”曹禺连连点头，不停地说着“谢谢”。张颖还说:“曹禺同志，您要振作起来，好好保养身体，国家需要您作出贡献。”第二天，张颖又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中国的宝贝，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出来。这样，过几天，你给安排一下，先让曹禺出来接待一次外宾，亮亮相，看看社会反应再说。”接下来，张颖出面安排曹禺与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话剧老艺术家千田是也见面，并且进行了公开的报道。从此，已经失踪七年之久的曹禺又出来了。国外有的媒体这样写道:“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重新复活了！”（梁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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