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适逢周恩来同志110岁诞辰，又是中国话剧进入第二个百年的开年，我们在缅怀伟人的同时，不妨回顾一下周恩来不朽人生中与话剧的不解情缘。或许，对我们今天“大发展、大繁荣”先进文化，是有一定意义的。

　　1.在话剧的摇篮里

　　众所周知，话剧是一个舶来品，来自欧洲。天津则是早年中国话剧之乡，南开中学更是北方话剧的摇篮。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9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以后的两年，南开中学的创办人、老校长张伯苓从欧美考察回来，就在校园内极力推广当时在欧美已经流行的话剧艺术。正是这样，1914年南开中学成立了最早的新剧(即话剧)业余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

　　周恩来当时年仅十六岁，正在南开中学读书，便已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加编新剧、演新剧，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同时，他更是一位新剧理论的倡导者。在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他倡导把新剧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之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指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这些进步的戏剧观念，对于多年以后参加新剧团的曹禺，依然影响不小，教益匪浅。

　　那个时候，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社会风气相当不开化，男女少年根本不能同校上学，更不能同台演出。由于周恩来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又独具表演才华，反串女角婀娜动人，惟妙惟肖，先后在南开新剧团扮演过十多个戏中的角色，其中绝大部分演的是女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等。在这些演出里，他的表演受到广泛的称赞。有的评论文章写道:“于新剧尤其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场。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无不赞助之功。”

　　后来，周恩来还一直牢记在南开中学求学时那段男扮女装登台演剧的经历。有一次与张伯苓校长在重庆南开中学观看话剧时，周恩来对张伯苓说:“我对校长有意见！”张伯苓不明其意何在，周恩来风趣地说:“当年你不该总让我扮演女角啊！”说得师生二人相视大笑不止。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许多地区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其声誉已经超过了某些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915年10月18日，北京广德楼戏园上演其它新剧团演出的戏，周恩来得知以后，赶忙与李福景等20多同学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前来北京，住在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仇大娘》。看戏以后，周恩来、李福景等人返回住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钟。这天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戏园，观看话剧《恩怨缘》。大家认为，此戏几乎无懈可击，剧本好，又加上演员们聚精会神，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看戏以后，周恩来、李福景等人去街头吃晚饭，接下来再一次返回广德楼戏园观戏。大家认为，这场戏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还要好，他们边看边说，兴奋地直至午夜才返回住处。

　　通过这些观摩，周恩来、李福景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新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可谓美不胜收。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团的剧目，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来到北京演出。该戏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感人故事，在南开中学演出以后受到好评，后来又受到北京文艺界的邀请，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有意义的往事。周恩来说:“30多年前，南开中学校庆，我们排演了新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也是同行了。”说得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关于发展新剧的思考是认真的、全面的、深刻的。他曾经明确地提出——

　　第一，旧戏流弊太多，多为导淫毁俗之作，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为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则世风日下，损害国家之精神。为此，只有从振兴国家出发，力倡新剧。

　　第二，对于新剧的派别也要具体分析，趋向堕落的文明戏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文明戏的“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之主旨，相去日远。”一句话，不改革文明戏，新剧是不可能称为新剧的。

　　第三，“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剧，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

　　周恩来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南开新剧的健康发展，显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幼稚的中国话剧之成长也是十分有利的。

　　2.抗战烽火中关注话剧

　　曾经有人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周恩来说:“都喜欢。”那人又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周恩来想了想:“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以后，周恩来自己就不便也不能再登台演戏了，但是，他的兴趣犹存，对话剧艺术、话剧团体仍然给予极大的关注。就是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的“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这个戏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请，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并给剧本提出意见，进行了指导。

　　演出结束以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的时候，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爱国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目的时候，周恩来都来看戏。周恩来每次到剧场看戏，都有邓颖超陪同，另外还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参加，一共六个人。每次演出结束，周恩来都要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并表示感谢。他们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不肯“看白戏”。一次，唐槐秋委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六张戏票，请他们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要好多钱？”田汉说:“这是请你去看戏，不要钱。”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地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票钱就由我来付吧！”周恩来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几个钱吗？”结果，田汉拗不过周恩来，还是收了六张戏票钱，才算了事。

　　同青年成名的曹禺一样，22岁就写出名剧《凤凰城》的吴祖光，也曾受到重庆一些文艺评论家的非议。1943年2月14日，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首演，演出效果不错，但舆论界把他批评得一塌糊涂，骂吴祖光“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写姨太太跟戏子调情、谈恋爱这些与抗战没有关系的剧本？”周恩来听到这些评论以后亲自去看，并对这部戏作了中肯的评价。

　　周恩来看《风雪夜归人》，先后一共看了七次，并且是爬着200多层的台阶，到“抗建堂”去看。周恩来谈到这个戏时表示:吴祖光写这么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一个姨太太，跟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戏子，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向那么强大的黑暗势力作反抗，应不应该赞扬呢？大概是应该肯定的吧。

　　1941年11月，周恩来提议当时汇集重庆的中国文艺界人士为50寿辰的文坛宿将郭沫若祝寿，上演郭老的历史剧《棠棣之花》。而且，周恩来亲自出马，邀请了共产党员石凌鹤担任导演。有人担了重任，其他人也愿意出来帮忙，没有多久就把这个戏高水平地搞出来了。等到戏演出以后，郭老非常兴奋，几乎手舞足蹈。他这一高兴就来了干劲，延续整整18个月。这18个月他一口气写出来五个历史剧，即《孔雀胆》、《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宫草》。这说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能够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此，周恩来的领导真是不能不令大家佩服。

　　当时，周恩来关心话剧界人士的事数不胜数，有一件事似乎不能不提。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由于在“雾季公演”中先后演出了《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六部大戏，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派遣的特务之注意。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看到并想到了要保护张瑞芳。事后，张瑞芳这样回忆:“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同志通知我说到新华日报会客室，我就在那儿等着。这个时候总理突然出来了，与我进行第一次也是很长的谈话。他告诉我，今后你的组织关系就在我这里，单线联系。不过我可能对不起你，就是你可能会过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了，因为我不可能每次按规定时间来跟你见面，以后有事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张瑞芳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恶劣的情况中，得到了很好的、有效的保护。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