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几幅被称为“中国最简陋图书馆”的照片，在网络世界流传甚广。这个破旧的图书馆究竟是怎么回事，照片中的老人又是谁？我们联系上了新疆建设兵团一二九团宣传科科长薛立秋、干事于杰，他们此前用一周时间采访了这位老人——

　　在新疆兵团农七师一二九团有一个著名的“茅以升”图书馆。而这个招牌“颇大”的图书馆，实际却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土房，里面除了叠放在砖块上一摞摞的图书外，还充当着厨房。该屋的主人叫濮湖南，团场退休职工。

　　一位退休职工，本该安享晚年，为什么还要倾心办图书事业，而且，又怎么同我国著名科学家有联系呢？带着种种疑问，笔者和这位老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边扫厕所边泡图书馆

　　今年65岁的濮湖南，头发花白，不修边幅，戴着一副老花镜。他出生于武汉市，少年时代的他，就深深爱上了书籍，以至于从小学到中学的图书馆老师都对他印象尤为深刻，并经常“开小灶”供其读书。

　　“1960年，我考取了武汉轻工业技术学校。我们学校离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湖北省立图书馆都很近，我的大学时代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地方度过的，这段时间对我的影响最大。”大学期间，濮湖南就迷上了中国数学史。原本学制糖专业的他，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一家效益很好的工厂工作。后因他的一再请求，被调回武汉，当了一名小学数学教师。

　　“当时我喜欢教书工作，空闲时间购置了大量数学史的书籍，有些属于珍贵的文献性资料。后来文革期间，书籍被‘清理’一空”。说到这里，濮湖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965年，濮湖南支边新疆，参加兵团的生产建设活动，曾立志做学术研究事业的他，对于农业生产是“门外汉”，因为产量低，被“罚”去看护林带，后来就承担起了打扫厕所的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做到退休。

　　工作的不尽如人意，并没有消释他研究数学史的热情，相反，他更痴迷于这种研究。为便于研究，也为了养家糊口，1980年，他搭建了一个简易式的帐篷图书馆，有事在连队工作，无事则钻进图书馆搞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产生了编撰中国近代数学史的想法，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尚属薄弱地带。而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的李俨，被誉为“中国数学史第一人”(茅以升语)。要研究中国近代数学史，就必须从研究李俨开始。于是，濮湖南决定要编一部《李俨年谱》。

　　珍藏着茅以升给他的信

　　为编《李俨年谱》，濮湖南挤出工作之余的一切时间，“当时我妻子身体不好，还有两个娃娃需要抚养，我就夏天在连队干活，冬天在图书馆卖书，白天照顾家人，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搞研究。”限于当时新疆研究资料有限，他就到处写信求助，给相关专家学者、李俨的家人、朋友、学生甚至是与李俨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必要时，他还抱上研究成果，背上干粮和棉被，用边打工边行路的方式到北京请教相关人士。在北京，他举目无亲，饿了，就到饭馆讨几口饭吃；困了，便到北京郊外的露天水泥管中过夜。谈起他四次进京的经历，濮湖南开怀大笑起来，他说：“为了实现梦想，我可以做一切事情，我不认为那种生活很低下。”

　　他的执著精神得到了积极回应，1984年3月18日，这是一个令濮湖南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李俨的生前好友、著名科学家茅以升接见了他。谈起那次会面，濮湖南仍记忆犹新：“茅老当时88岁高龄，头发白了，但思维很好。他身体有些虚胖，斜靠在一张软椅上。他幽默地说，‘李俨先生是我读大学时期上下铺的好兄弟，你整理他的资料，我感到很高兴，盼望你早出成果哟。’”半小时后，交谈结束，临别前，茅老还语重心长地交代：“以后有事可以找我，也可以直接联系秘书。”据濮湖南回忆，“茅老是个很谦和的人，不摆架子，我请他签字，他就爽快答应了，但他手有些发抖，所以就在秘书帮助下，用木框框着写。”这次见面后，濮湖南和茅老继续保持书信来往。“我们前后通信十几封，他还在一封信中为我的图书馆题了字，邮了过来。不过，现在门口这个招牌，是自己在白布上随便画的。“他澄清着别人可能的误解。

　　1988年，“纪念梅文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召开。应一位科学家、李俨的“忘年交”朋友邀请，濮湖南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而此时，濮湖南的《李俨年谱(初稿)》也已经完成。

　　尽管是初稿，但《李俨年谱(初稿)》的出现，还是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他的学术追求和精神，让代表们竖起了大拇指。得到专家支持，濮湖南的研究劲更足了，他于1989年申请提前退休，专门办起图书馆，专心研究起中国近代数学史。

　　据濮湖南说，此期间，他两次回武汉老家探亲，一次是母亲去世，一次是照顾妻子，即使如此，他也“偷偷”抽时间跑到北京登门拜访数学史界专家。没钱坐车，没有饭吃，他就给火车打扫卫生、清理厕所来换车票，换饭吃，从而“一帆风顺”地到了北京。

　　如今，《李俨年谱》已修订完成，他视若家珍，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旧的发黄的纸里，紧锁在木箱里。他说：“如果能为后人编写中国近代数学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我就感到很满足了。”

　　除了“搞研究”别无所好

　　目前，濮湖南仍住在相依相伴几十年的“图书馆”里，泥巴做的土墙已被腐蚀成凹凸不平的“麻脸”，而内部构造也因为日久失修变得脆弱，像一个飘摇在风雨中的小船，遇上天灾，随时有坍塌危险。躺在砖头板上的两万多册图书，显得发黄变烂。即使如此，到此来“淘金”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经常来此买书的小于说：“我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很有价值的书籍。濮老人很好，对钱看得很淡，有时身上钱没有带够，他就干脆不要了。”

　　对于濮湖南的独特人生，其好友李洪生深有感触地说：“濮湖南这样的人如今太少了！”濮湖南的爱心举动感动了一二九团的居民。

　　团机关退休干部葛政再在处理将近1000册图书时，将书全部捐给濮湖南的“茅以升图书馆”。团里有人需要处理旧书，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几乎相当于废纸的价格)出售给他。

　　现在，濮湖南每月领着近1000元的退休金，本可以有个安详宽裕的晚年，但他依然住在阴暗简陋的房间里，乐此不疲地搞研究，每天以啃馒头、炖清水面条度日。他没有积蓄，把大部分钱寄给了在远方已成家的一儿一女，甚至还资助过一位单亲家庭子女上学的费用。谈到钱，他说：“我就喜欢简单，除去搞研究外，没有其他爱好，所以开销也小。我的身体还可以，只要我的子女都好，我也就没什么牵挂了。”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办一个真正的图书馆。……”(薛立秋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