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唯一作家”

　　“文革”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书

　　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偌大中国，得到官方完全肯定的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就是浩然。“文革”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书。在“文革”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只上过3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有过的“奇迹”。有人说浩然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唯一的“得意分子”。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一些短篇小说。

　　1973-1976年，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本人也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艳阳天》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

　　浩然此后平步青云，由一个普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也是江青的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

　　1974年，浩然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小说)。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

　　浩然还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还曾出访日本。

　　“写农民，给农民写”

　　浩然退休后住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他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符号

　　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的浩然，1949年冬季开始练习写作，自学成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

　　作家凸凹在《浩然：乡土文学的历史符号》一文中，谈及在一次文学社成立仪式上首次见到浩然时的印象时这样写道：“那天他几乎给每个人都题了字，题字时脸上始终堆着农民式的谦卑的笑。他给我题的是：写农民，写苍生。后来我去看他给别人题的话，差不多都是类似的意思。这是他一直不变的文学主张，走到哪儿说到哪儿，不厌其烦。”又说：“到了晚年，浩然更是自觉地致力于乡土文学的‘绿化’工作——他利用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的身份，在北京出版社主编推出了‘乡土文学丛书’，解决了乡土作家出书难的问题。他甚至亲自担任了河北一个县级市——三河市的文联主席，并且靠他辛勤的运作，出版了几十期《苍生文学》杂志和颇具规模的‘泥土文学丛书’，他在三河的居所——‘泥土巢’是乡土文学作者仰望的地方，是乡土文学创作的‘策源地’。他虽然是个大作家，但更是乡土文学辛勤的园丁，作者寄给他的稿子，他都认真地看，认真地修改，并推荐发表，事无巨细，挤奶哺育。被他哺育的乡村作者，天南地北，可谓不计其数。”凸凹认为浩然“对中国农村题材创作有不争的影响，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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