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面对起起落落，他始终未改农民本色

　　被称为“文革时期唯一作家”的浩然2月20日早晨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作为“文革文化”的重要代表，浩然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生于唐山，少时读过3年小学，16岁加入中共。他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担任专业作家，后任北京作协主席。

　　□《民主与法制时报》宗 边

　　“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

　　1998年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为此，引来争议一片

　　浩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作家，有关他的大的争议有两次。

　　第一次是因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浩然在1970年2月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历经几年写完，共分四部，前两部在“文革”时出版，过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才由京华出版社出齐。

　　它的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艾青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发表的《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该书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否则，这部小说决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但也有不同等声音。张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艺争鸣》发表文章说：这些批评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98年。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后，一场争议随即而来。这篇长文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文中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

　　说法遭谩骂

　　这些说法很快招来一片谩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中称，那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首先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

　　对于是否利用与江青的关系去整别人，浩然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些说法很快招来一片谩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对此，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管桦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发文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等是脱离了生产实际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调查核实，是已经作了结论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的，是北京市委认可的。

　　管桦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张德祥则在艺术上对他的作品作了适当的肯定，张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