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真正感觉到风暴逼近中南海福禄居，是在1966年11月初。

　　那时，她设想过一种最古老的躲避方式。她对丈夫说，“你辞掉国家主席，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但刘少奇的回答是，他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在回忆录里，这是王光美和丈夫最后的温馨对话。此后，不间断的审查、揪斗持续了近8个多月。

　　1967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27日转押秦城监狱。

　　再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已是13年后。

　　发黄的气象资料显示，1980年5月13日，周二，晴转多云、傍晚中雨。

　　是日下午刚过3点，王光美从河南省省长刘杰手中接过覆盖着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不能自已，她把脸长时间地贴在骨灰盒上，像在聆听历史的心跳。

　　王光美获释是一个信号

　　1979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联欢晚会上，有人惊奇地发现了王光美和她的孩子们。

　　这是王光美12年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此前，她以67130的监号一直被囚禁在秦城监狱一个6平米的单人囚室里。

　　1978年12月22日，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周旋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王光美获释出狱。

　　刘源后来回忆道，即使母亲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当时也没有想到父亲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让刘源他们觉得政治环境不大可能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有关负责人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当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组织路线正确”作为政治语言意思是说，此前被批判被打倒的干部，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问题。十一大政治报告认定“组织路线正确”，实际针对的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人已经着手推动的为刘少奇等平反的努力。

　　出狱不久，王光美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们。

　　“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就中央纪委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向他表示感谢，但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刘少奇的平反问题。”刘源回忆说。

　　陈云说，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平反舆论和组织障碍被扫清

　　刘少奇一案牵连人数众多，影响极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能不能为刘少奇一案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牵涉到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

　　在后来的一些党史研究学者看来，当时力主改革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面临着两个桎梏：“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和积沉入山的冤假错案的组织桎梏。更为困难的是两个桎梏当时还纠缠在一起。

　　给刘少奇平反首先撞见的，就是当时中央有关负责人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为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汪东兴、纪登奎等一直坚持刘少奇一案是毛泽东亲自定大案，对平反问题持消极和反对态度。

　　思想界和“两个凡是”的斗争，无疑为刘少奇平反做了舆论准备。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京西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句句当真。半年后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讨论彻底清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

　　它对于刘少奇平反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开始从组织上为冤假错案平反做准备。他们选择的战术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经臭名昭著的“专案组”。

　　针对“文革”中专案组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陈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在陈云等人的倡议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郑重申明：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不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撤销，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

　　此后的人事调整变得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刚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纪委的一项主要职责。

　　此前的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而胡耀邦上任之初，就收到了刘源等人寄来的关于刘少奇案的申诉信。

　　至此，冤假错案平反所面临的组织和舆论障碍基本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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