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9日电 日前，《咬文嚼字》“登坛品酒”，连发八篇文章开咬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正说鲁迅》。此前，《正说鲁迅》已经被指出过有30多处硬伤。对这次的八个错误，孔庆东坦然承认，表示“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文字错误和知识错误，作者都有责任，也都应该虚心听取哪怕是非常刺耳的意见，这也是我想对这项活动所涉及到的作者的一点进言”，并称“平等质疑、就事论事，这是语文届非常值得倡导的批评姿态”。同时，他也建议把“咬文嚼字”活动的重点放到那些经典作品上去。

　　　　赠瞿秋白联三议

　　◆杨 光

　　《正说鲁迅》181页—182页说：“鲁迅和瞿秋白有深挚的友情，因瞿秋白的英年早逝，鲁迅曾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堂视之’。”此段文字可议之处有三：

　　一是这副对联是鲁迅所“作”吗？且看鲁迅赠瞿秋白对联全文：

　　疑仌道兄属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洛文录何瓦琴句

　　上款中“疑仌”即瞿秋白，他有一笔名是“何凝”。把“凝”拆开就是“疑仌”。“仌”音bīng，古“冰”字。道兄，旧称志同道合的人。属，即嘱，谓对方要求书写。这是鲁迅的谦辞，表示对瞿秋白的尊重。

　　下款“洛文”是鲁迅的笔名。据传，国民党浙江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的文中，称鲁迅为“堕落文人”，鲁迅就以“隋洛文”为笔名，以示讽刺，有时简为“洛文”。“何瓦琴”，名溱(zhēn)，字方谷，清朝浙江钱塘人，擅金石篆刻，喜集联。此联即他所集。鲁迅用一“录”字，坦陈此联并非自作。

　　如果说“录”也勉强可说“作”的话，那么，请看第二个问题：这副对联是书于瞿秋白“英年早逝”之后吗？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33年3月初，“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他们房里布置得俨然家庭模样，鲁迅写的用洛文署名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一副对秋白亦即对党的倾注心情，用两句‘何瓦琴语’道出其胸怀的对联也挂起来了。”可见，赠联时间肯定在瞿秋白生活在上海期间。

　　三是这副对联的下句中用的是“同堂”吗？当然不是。应是“同怀”而非“同堂”。鲁迅与瞿秋白不仅是文友，而且是战友，尚未谋面，早已神交，具有共同的政治追求。1932年春夏之间，两人初次会面，一见如故。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7月，瞿秋白三次躲避追捕，住在鲁迅家中，两人倾心交谈，讨论文章。由瞿秋白执笔，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就有14篇之多。1933年4月，瞿秋白呕心沥血，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了长达1.7万字的《序言》。这篇《序言》见解精辟，鲁迅阅稿时，连指间烟蒂烧到指头也浑然不觉。

　　“同怀”义为志趣相投，志同道合，这可以用来表现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的友谊；而“同堂”指亲兄弟，或指同门、同学，与志趣无涉。

　　　　“何以”应是“何尝”

　　◆李荣先

　　《正说鲁迅》收《鲁迅性格分析三篇》，有一篇谈鲁迅“痛心的偏激”，其中举例鲁迅“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论点曾被指不够“公允”。孔先生认为，鲁迅对自己的“偏激”是清楚的：

　　实际上，鲁迅何以不晓得应该既有本国的深厚文化素养，又有广博的世界文化知识，然后才能这个那个。想当初陈独秀胡适之大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初起之时，他们何以不知文言也有其精华，白话也有其糟粕。

　　孔先生的意思不难理解，他认为鲁迅是知道兼备本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要性的，陈独秀等也是明白文言与白话各自的优劣的。然而，句中两个“何以”却用得不是地方，应该用“何尝”才对。

　　“何以”与“何尝”都是副词，但它们的含义不同。

　　“何以”一指“为什么”，义同“为何”，如：“既经说定，何以变卦？”二指“用什么、凭什么”，如：“何以见得？”“不学诗，何以言？”“鲁迅何以不晓得这个道理”，意思就是“鲁迅为何不晓得这个道理”或“鲁迅凭什么不晓得这个道理”，这显然不是孔先生想要表达的。

　　“何尝”是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从来没有或并不是，如：“在那最艰苦的年代，他何尝动摇过？”《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特别提示“何尝”的用法是：用在肯定式前表示否定，如“何尝动摇过”即“从来没有动摇过”；用在否定式前表示肯定，如“何尝不想做好”即“很想做好”。

　　“鲁迅何尝不晓得”这个道理就是“鲁迅晓得”这个道理；“(陈独秀)他们何尝不知”文言与白话的优劣，就是“(陈独秀)他们知道”文言与白话的优劣。这才是孔先生要表达的意思。

　　　　阿Q之死与假洋鬼子无关

　　◆吴全鑫

　　《正说鲁迅》81页写道：“他(指阿Q)向往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且勾结官府把他拉上了法场相逼……”

　　鲁迅是这样写的吗？

　　“假洋鬼子”是谁？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到城里读过书，又留过洋，剪了长辫，穿了洋装，被阿Q称为“假洋鬼子”。当阿Q想参加革命党时，他去找假洋鬼子，谁知听到的却是一声断喝：“滚出去！”可见，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是确有其事的。

　　然而，阿Q的被逮捕，是因为赵家的被抢劫，和假洋鬼子无关。未庄的赵太爷家被抢，赵秀才上城报案，揭发阿Q曾帮盗贼望过风。阿Q其实并未参与抢劫赵府，但把总抓获阿Q后，极力主张要将他正法示众。把总做革命党不到二十天，抢案有十几件，全不破案，难以安抚民意。最终，阿Q被押上了法场。

　　如果说阿Q之死一定有谁在中间起了直接作用的话，那就应该是赵秀才和把总。在《阿Q正传》中，找不到假洋鬼子勾结官府把阿Q拉上法场的事实。

　　　　祥林嫂并未卖给酒鬼

　　◆忻达理

　　《祝福》是鲁迅小说中的精品，祥林嫂的凄凉惨死，常常让读者掩卷长叹。孔先生在《祥林嫂之死》中说道：“如果不是婆婆绑架拐卖祥林嫂，并强行把她卖给整天喝酒的贺老六当媳妇，祥林嫂也不会再次守寡，也不会沦为乞丐，更不致于惨死……”(92页)

　　“不至于”错成“不致于”，显然是误排，且不说它；祥林嫂被强迫再嫁是否能算“拐卖”，也不说它；光说故事里的贺老六“整天喝酒”，仿佛是个酒鬼，就和小说的情节不符。

　　祥林嫂的婆婆“精明强干”，为多得“财礼”，故意把祥林嫂嫁给“深山野墺”里的贺老六，结果“到手了八十千”。贺老六在《祝福》中没有正面出现，只在别人的谈话中被提到了几次。

　　“做中人的卫老婆子”提到两次：一次是在祥林嫂被强嫁给贺老六之后，她说祥林嫂“现在是交了好运了”，“生了一个孩子，男的”，“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另一次是她第二次把祥林嫂带到鲁四老爷家时说：“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

　　祥林嫂在说到自己被迫依从贺老六时提到一次：“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从这些侧面描写来看，贺老六“年纪青青”，“是坚实人”，力气很大，“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但就是没有一句话能让人看出他是“整天喝酒”的。

　　第一次提到贺老六时，卫老婆子正在鲁四老爷家拜年。当时，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孔先生莫不是一时记忆有误，把卫老婆子当成贺老六了吧？

　　　　从“风云”到“祸福”

　　◆刘正强

　　孔庆东先生在《百家讲坛》说祥林嫂一开始反抗婆婆把她嫁到山里贺老六家，但后来不反抗了。因为“她发现丈夫很好”，“年轻有力又没有小叔子”，“又生了一个孩子很可爱”。孔先生接着说道：“虽然她婆婆那样做不对，可是没有导致祥林嫂的生活不好，相反天有不测风云，使她的生活好起来了。”

　　“天有不测风云”，比喻灾祸是无法预料的，用它来形容祥林嫂的生活由“祸”(被逼嫁)到“福”(日子好起来了)的转变，显然并不恰当。在《正说鲁迅》书中，上面那句话改了：“虽然婆婆原来那样做不对，可是并没有导致祥林嫂的生活不好，相反福兮祸所倚，生活好起来了。”

　　“天有不测风云”换成了“福兮祸所倚”，这说明编著者已经发现此处说法不妥；然而，改用“福兮祸所倚”还是存在问题。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老子》中的名言，倚者，靠也；伏者，藏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祸，是福倚靠的(对象)；福，是祸隐藏的(地方)。一句话，祸中有福，福中有祸。坏事可能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有可能引出坏的结果。这一观点包含的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与人生智慧。

　　孔先生说成“福兮祸所倚”，与原文小有出入，这并无大碍，关键是不符合祥林嫂的实际情况。因为当时祥林嫂是“生活好起来了”，她是由“祸”到“福”，说成“祸兮福所倚”才对。“福兮祸所伏”其实和“天有不测风云”一样，暗示的都是灾祸即将来临。

　　　　鲁迅读马列的时间

　　◆倪 平

　　《正说鲁迅》56页说，创造社主将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批评鲁迅“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这个时候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但由于创造社的批判，逼迫鲁迅去找了一些马列主义书来读，结果发现自己才是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而对方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发表于1928年，“鲁迅这个时候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吗？恐怕话不能这样说。实际上，鲁迅在此之前，已经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如1925年，鲁迅就购读了《新俄文学之曙光期》等书；1926年，又购读《无产阶级文学论》等书。1927年以后购读马列主义的书籍不断增加。1927年4月鲁迅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发表在广州的报纸上，文中还引用了列宁的一大段话。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这里既不存在那时“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的意思，也没有“发现自己才是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的意思。由这段话是得不出孔先生的结论的。

　　　　鲁迅一生写了多少字

　　◆益 友

　　鲁迅一生写了多少字？《正说鲁迅》给了我们两个答案。一是在《鲁迅思想研究变迁及其他》一文中，孔先生说，鲁迅“留下的作品字数并不多，写了大约200万字左右”。二是在《〈由聋而哑〉导读》中说，“在他一生六百多万字的书稿中，译作占到一半”。

　　一说“200万字左右”，一说“六百多万字”，数字用法不统一且不说它，两个数字显然是矛盾的。鲁迅一生到底写了多少字呢？笔者为此做了一次统计。鲁迅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以上共约200万字；书信、日记和学术著作，约100万字；译著300多万字。

　　孔先生“200万字左右”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也许是仅指小说、散文和杂文而言，未包括书信、日记、译作和学术著作。两相比较，还是“600多万字”符合事实。

　　　　征引《自嘲》有误

　　◆周德懋 杨 光

　　2006年6月8日，孔先生在《百家讲坛》讲鲁迅“重出江湖”的故事。他说，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曾经有过一个以集古董、抄碑帖、读佛经消磨时日的消极阶段。电视镜头切换时出现了旁白：“鲁迅在他一篇文章《自嘲》中写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荧屏上的字也是这么写的。

　　在《正说鲁迅》一书中，这句话经过了整理：“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可惜，电视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首先，《自嘲》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首作于1932年的七律。《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有记载。这首诗写成后是送给柳亚子的，诗后跋文说：“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凑成的是“律”不是“文”，说得非常明白。

　　其次，孔先生征引有误。鲁迅原诗为：“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管他冬夏与春秋”，到了孔先生这里，成了“管他春夏与秋冬”。

　　不错，“冬夏与春秋”其实就是“春夏与秋冬”，鲁迅为什么不用后者而用前者呢？因为“头”“流”“牛”“秋”属于同一个韵部(十一尤)，“冬夏与春秋”正好押韵，若改为“春夏与秋冬”就不押韵了(“冬”属“二冬”)。引文应尊重原文，这是一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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