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室，广东饶平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出版有《性史》第一集，后世有人称其“中国第一性学家”。

　　同为当年上海滩“三大文妖”之一，以“提倡性知识”居首的张竞生，与以“提倡一丝不挂”居尾的刘海粟相比，1949年后的境遇大为殊异：刘海粟越老名气越大，而张竞生近乎被今人遗忘，这与他早年的红极一时恰成天壤。尽管彼时的“红”，同样以“臭名昭著”概之。

　　“臭名”源于他对性学的主张。这位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

　　这种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张竞生33岁时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哲学教授，专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成册在北大广为流传。周作人曾在《晨报副刊》撰文称赞：“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被推举为主席。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他列出30多项，“性史”便是其中一项。在他看来，“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处处)与性学有关”。

　　据传，张作霖进京时曾扬言，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虽然没被毙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项，却被调查会否决。

　　这位倔犟的教授不甘心，干脆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张择其中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与其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所写的《我的性经历》等篇目，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张在序文中声称：“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

　　这种“美的人生观”显然触怒了时人，报纸和杂志对他众口讨伐。即使是此前因发表《性道德之科学标准》而遭猛烈批评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曾与张竞生同批留法的宋子文，在南京教育会议上，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

　　虽然这本被林语堂称为“很颓废的书”，出版4个月后，便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张竞生本人也关照书店不再重印。但这却让这本小册子在地下更加畅销，不法书商大肆翻印，甚至盗用张的名义抛出多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令张名誉扫地。

　　就连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也对他冷嘲热讽。梁实秋更是撰写《张竞生丑态毕露》、《性学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应取缔他出版的书以及他主办的《新文化》月刊。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前往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他开办“美的书店”，继续自己的离经叛道。当时，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员，而张却让几个美女在柜台后卖书，这又给他招致无数谩骂。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更是在张去杭州讲学时，请警方以“性宣传罪”将他拘禁于“待质所”，随后驱逐出境。

　　没人记得，这个不容于世的性学家，竟是将卢梭《忏悔录》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其行为却在常人眼中处处不合逻辑。这种苗头早在他年少时便已显露端倪。1909年，孙中山出于对他的赏识，安排他北上求学，但其父只希望儿子老老实实赚钱，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乡绅。21岁的张竞生一怒之下，竟跋涉40多里山路，到县衙状告父亲，“夺子之志”。

　　上世纪30年代初，已经退出“江湖”的张竞生，专程从老家广东饶平赶往上海，公开为晚景凄凉的一代名妓赛金花募捐，并在小报上刊发一封致赛金花的信。

　　然而，即便惊世骇俗如张竞生，整天头顶着“性学博士”、“卖春博士”、“大淫虫”等数顶时人赠送的大帽子，也终有支持不住的一天。1932年，他选择自杀，未遂后，从此转向农业调查研究和农业教育。抗战时，汪精卫力图拉他下水，遭他断然拒绝。

　　这位开一代风气的性学家，余生几乎再也没有与“性”发生关联。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

　　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13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同样“受诋于当时”。

　　不过，他终究还算幸运。鲁迅当年曾言：“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但在张死后30余年的今天，学界已将“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等称号，戴在了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