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在团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亲历西安事变》中，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赵寿山、孙铭九等，以及杨虎城女儿、杨虎城卫士、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等通过回忆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还原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赵寿山将军亲历西安事变前后

　　赵寿山将军曾是杨虎城领导下的十七路军的一名高级将领，也是西安事变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甚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

　　现年91岁高龄的王志屏老人，西安事变时任杨虎城的卫士，他的回忆首次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王志屏，祖籍陕西省兰田县人，与杨虎城同属三秦老乡。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当了几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调任教导营勤务班任班长。1936年初，又被选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

　　王志屏回忆说，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楼内负责守卫，当时突然停电了，我刚想问是怎么回事时，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赶紧上前制止，不让管这事儿。然后卫士队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楼的楼后进行守卫。

　　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立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袜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走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自己没听清楚，可能是“不要紧”，也可能是“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

　　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

　　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

　　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子明，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双十二事变”之前，十七路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虽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一直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在我见到的人中，就有宋绮云、孙蔚如等共产党的干部。

　　我在看押蒋介石期间，还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我奉命警戒，来了一辆小卧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另一个全副武装，腰挎短枪，手拿公文包，像是随从副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来。我立即将名片交给升娃(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随即杨虎城亲自出来迎接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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