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丞相，还得买“二手房”；贵为枢密副使，也要租房度日；退休离职，不仅搬出官舍，连一张床也不能带走……完颜绍元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轻松为官：破解千年隐蔽秩序》一书，告诉您古代官员是如何解决房子问题的。

　　异地任官，

　　国家提供住房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寺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宋书》卷四十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赵子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

　　住房是一种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 “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办公住家一体化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 “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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