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蒋纬国受命前往陕西，在国民革命军第1战区司令官胡宗南麾下担任连长。在基层所见的种种不正之风，一度让这位军校高材生感到十分失望。在此后同日军对峙的两年时间里，蒋纬国运用海外留学期间所学之技能积极整军备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养，也赢得了上级和下属的支持与尊重。

　　　　　　　　　　　　　　　　　　　　　　　　——编者

　　1.胡宗南向我炫耀实力

　　1941年春，何应钦将军带我从重庆到西安报到，我们坐飞机到了陕西，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视察前方部队，我也算是视察团里的一员。夜里一点半钟，我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事实上我们视察部队集合讲话的时间是早晨五点钟，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点半钟就吹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里要四点半起床，团里又告诉营里四点钟起床，营里又告诉连上三点半起床，起床后还要整理内务，集合时要从连集合地到营集合地，再到团集合地、最后到师集合地，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一点半钟起床了吗？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开始讲话，过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天已经大亮，何将军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他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那么多？”我心想：“他们一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半夜都没睡嘛！”我很怀疑，为了听一个长官讲话，用这种方法来消耗部队的做法是否合适？

　　接着我跟随何将军去视察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像平常一样，中央大官一来，先是部队集合，等指挥官报告人数后就骑上马去阅兵。我排在所有人的最后，上马前习惯性地询问马夫有没系好马肚带。马夫说已经检查过，结果我左脚踩着马镫上去以后，马鞍却一下滑到马肚子底下去了，那匹光背马也受了惊，前仰后翻地跳将起来。我见状赶快用右手抱住马脖子，左手拉过马头，在它的鼻子上用力一拧，才算把情况控制住。等重新把马鞍放好以后，我才策马赶上前面的队伍。当时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看到我平安无事，他们又纷纷恭维起我的骑术来。

　　何将军回去后，胡宗南司令又带我参观军械库，想炫耀一下麾下部队的实力。这就好像三国时候蒋干过江以后，周瑜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看仓库，以显示军力充足一样。接待我们的库长佩戴两杠三星的徽章，是个炮兵上校。我在军械库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两用机关枪，只是没有标明重量。我就问那位库长：“这枪有多重？”他想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回答说：“大概八斤。”其实我很清楚这种武器的重量不止八斤，可见对方对自己份内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我炫耀自己的军械库，结果却让我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其实仔细想想，让一个炮兵上校去管军械库，这种安排原本就很荒唐。

　　从这连串小事当中，我对中国军队的情况有了初步的印象。

　　2.自创“八卦刺枪术”训练格斗

　　同年5月，胡宗南将军派我到第1师第3团第2营第5连当连长。那时国军里面的兵大部分都是文盲，军官稍微好一点，不过有些从士兵升上来的人也不识得几个字。一般说来，军校毕业生比较会讲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可靠。我从来不会骄傲，所以与后面这类人相处的也很好。军校的人讲理论讲不过我，行伍出身者比技能比不过我，所以对于我的领导，他们都心服口服。

　　国军在和日军作战时，我方在前进到敌人阵地前，表现得都很不错，可是一旦冲锋开始，起初是见不到敌人的影子，等到了日军阵地旁边后，对方才跳出几个兵，亮出刺刀轻轻一拨弄，我们的人就全倒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近战格斗没有训练好。所以我在带兵时，就主动提出要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开设短期培训班，并且向长官保证，受过我的格斗训练的人，将来作战时绝对比日军还要强劲。

　　胡宗南接受了我的建议，很快把我从前线调了回来，成立近战格斗训练班。黄埔八期毕业生周雨寰上校当班主任，我担任总教官，专门负责训练一批由各师各团派来的人，等他们受训完毕后再回到原来的单位去训练士兵。让我不满的是，这些教官说是经过挑选来的，结果我发现下边在推派人选上也只是敷衍了事。

　　普通的劈刺训练显得有些花拳绣腿，只会前进后退、左右直刺，事实上，一杆枪最低限度可以用来砍、刺、挑、扫、锤。我上来先教给学员们刺枪、空手夺枪、空手入白刃等技能，并且以圆锹、十字锹或预备枪管当武器，学习近战格斗。后来我们也尝试使用木头枪及护身、护面，刚开始都不教任何方式，只让他们自己对练，慢慢地就自然而然发展出使用刺刀的方法，而且我已经事先设想好了一套路数，包含了上面说的砍、刺、挑、扫、锤，再配合前后左右各方向，就变成了具有实用性的刺枪术。除此之外，我还教他们如何攻击和破坏坦克，也就是所谓的“战车肉搏战”。

　　有一次胡将军亲自来看我们训练，我就表演了一套“打圆阵”给他看，外围有十个人使用木枪，我一个人站在中间，虽然穿了护身，但没有佩戴护面。学员们不断向我突刺，但不管有几个人进攻，对方始终近不了我的身。胡长官看后便问我是不是在德国学的，我回答说是我自己发展的。这是将传统的齐眉棍棍法与红缨枪枪法综合应用发展出的一套拼刺的方法，再加上我小时候学过少林功夫，所以把少林功夫也融合到了格斗术里。这种技法的特色在于，无论是使用刺刀砍、刺、挑，还是借助枪托扫、捶，在身手方面都很灵活，四面八方都可以顾及，我还给这种刺枪术专门起了个名字，叫做八卦枪。

　　自从加强学习了近战格斗之后，在我们防守的地段，日军就没能再前进。由此可知，近战格斗的训练，确实对部队有所贡献，可以增加很多战斗力。事实上，当时驻守北方的部队都比较看重武术训练，不过他们的练习方式终归过于保守，不仅缺乏传授交流，也没有普遍教练的方法。直到我这里，才把上面说的这些变成了正式的训练科目。在我看来，一个人艺高则胆大，有了基本的武艺之后，遇到危急情况也不至于慌乱。步兵最基本的装备就是步枪和刺刀，如果他们预先接受过这类训练，就更容易有自信，不会白白丧失生命。

　　3.曾给宠物狗起名“汉奸”

　　抗战时，潼关以东归汤恩伯所部防守，潼关以西归胡宗南所部防守，分别为第10与第1战区。我最早在赤水驻扎，后来到东全店，最后才到潼关守河防。从地理上说，我与汤恩伯所管辖的战区中间只隔一条河，由于汤恩伯属下军纪甚差，经常让小股的日军偷渡过来，搞得我们这边感到非常困扰。

　　有一次，从河对岸过来了一队日本兵，他们竟然带了十多个地雷，打算炸掉我们的铁路隧道。幸好当时我多留了心眼，到处都布设了暗哨，所以在对方还没过河前就接到了消息，于是便将计就计地在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给他们来了个瓮中捉鳖。事后回想起来确实很惊险，假如让日本人得手，那铁路就会有很长时间没法通车了。

　　后来，日军又在风陵渡安装了一门280毫米口径的臼炮，它发射的炮弹是延迟引发，等钻到地下以后再起爆，威力大到可以把整个工事掀翻过来。其中有一发炮弹就不偏不倚正好打到我的指挥部下面，多亏炮弹本身的引信出了毛病，才没有炸开。那个时候前线部队的给养总是不够，我们经常收集日军打过来的炮弹破片去跟当地人换肉。这颗哑弹钻进地底6米多深，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挖出来，却没想到这时师里来人说要拿炮弹回去鉴定，几十斤肉眼看着就这样飞掉了。过了一个多礼拜，师长请我去司令部吃饭，可是我心里还是非常难过，觉得原本要给弟兄们吃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

　　记得我当连长的时候曾经养过一条母狗，它的名字叫“汉奸”。这点和外国人的做法刚好相反，他们往往喜欢以自己所喜爱的人为宠物命名。有一回，一位美国老太太写信来问我，是否可以用“美龄”作为她爱犬的名字以示尊敬。我就在回复的信件里告诉她，我并没有替她询问母亲，因为中国人认为此举非但不尊敬，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她这才知道原来东西方的风俗习惯是如此不同。后来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听了之后只是笑了一笑，称赞我做得很对。

　　我在陕西一共待了两年多时间，所带领的部队一直活跃、很生动，士兵们生活都十分愉快，而且很受当地人尊敬。我从来不打骂部下，所以大家的向心力也相当强。那时候各个部队逃兵的现象都很严重，惟独我指挥的那个连不仅没有逃兵，最后还多了两个从别处跑来的人，他们到了我这里就不肯走了。我的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全连弟兄都会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我们还会挑有月光的晚上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都是乡下人，都会演地方戏、唱小曲，例如秦腔、河南梆子等等。大家轮流献艺，所以我们连里总是一派生气蓬勃的场面。

　　1944年，国家发起青年军运动，我奉令调往汉中担任第206师第616团第2营的营长。离开第1师时，胡长官亲自出面为我饯行，另有其他好几位师长作陪，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在从军营到车站的路上，不少老百姓沿途欢送，每隔几步就摆了小桌子，上面放着高粱酒，我不便推辞，就这样一路喝着上了火车。

　　(节选自《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