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遇

　　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朱敏后来回忆说：“尽管当时表现得挺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但确实吓坏了。”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当时，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陈祖涛回忆说：后来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他们在行进中遇到了德国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

　　1951年，张闻天继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陈祖涛曾在他身边当过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张闻天将自己苏联前妻的名字告诉了陈祖涛，并提供了一些线索，希望陈祖涛帮助他寻找自己的孩子。

　　后来陈祖涛找到了张闻天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时，她当时是军医，被授予大校军衔。她对陈祖涛说：“我从1944年到现在，在国外所有战争期间有苏联被关押人员的地方，都托人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估计可能是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陈祖涛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张闻天，他叹息一声，流露出非常遗憾的神情。

　　苏军谍报部门需要一个懂中俄文的中国人

　　1945年2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定了《雅尔塔协定》。协定的积极促成者美国，为了减少美军百万伤亡的代价，以承诺维持蒙古现状、将日本占领的库页岛及临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和一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作为交换，要求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协定签署后，苏联遂对出兵中国东北进行准备，其中一项就是对日搞谍报工作。因为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布下了很大的谍报网，苏军需要在进入东北后，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谍报机构。在这个谍报机构里，需要一个俄文中文都懂的中国人。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只能做短期的谍报工作培训，这个青年应该是个有一定无线电知识的人。

　　当时联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人，陈组涛印象中是联共中央联络部门的中国科科长，名叫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到了国际儿童院，在中国孩子中进行挑选。

　　当时陈祖涛等大一些的中国孩子都希望自己能被选中，尼古拉耶夫先选了3个大致符合条件的人，刘允斌、罗西北、陈祖涛，同他们谈了话。

　　在3个人中，刘允斌、陈祖涛的俄语好；罗西北来苏联晚一点，中文要比他俩好一点。更关键的是罗西北对无线电一直有兴趣，而儿童院又对有各种兴趣的儿童给予过指导和培养，所以他在无线电知识方面，就比刘允斌、陈祖涛强多了。苏军谍报部门当时只需要一名中国人，所以最后选中了罗西北。

　　罗西北被选中走的时候是很得意的，刘允斌和陈祖涛则有些悻悻然。不久后，陈祖涛从10年制学校毕业，考大学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和罗西北相遇，问他在干啥，罗西北说上级不让讲。陈祖涛后来知道，他在接受苏军谍报机构格帕乌的训练。在苏军对日作战期间，他被派到了中国东北，从事情报工作，他是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中真正参加了二战，并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

　　可后来“文革”中罗西北苦头就吃大了，他是正规的苏联谍报人员啊!“苏修特务”的罪名使他被整得精神失常。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说罗西北的父母亲我了解，他本人的历史我也清楚，他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有功人员，这才使他从批斗中得以解脱。

　　“我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

　　1945年5月，陈祖涛读完苏联的10年制学校，正赶上苏联战后推行新的考试制度，毕业的考试被称作成年人教育毕业证考试，考得非常严格。陈祖涛不仅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毕业证，还考上了苏联鲍曼技术最高学院。

　　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俄罗斯皇家技术学院，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大学，设有坦克专业、火箭专业、精密仪器专业等等，后来苏联的很多军工权威都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陈祖涛说，他当时最渴望读的是坦克专业，但那时苏联对学这些现代军工专业有非常严格要求，必须是俄罗斯族人才行。陈祖涛虽然到苏联后就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中国裔在苏联属于少数民族，而这些专业不录取少数民族学生，他只好选择在机械系就读。陈祖涛入学后，学院里又成立了原子能系，这个系继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但也不收少数民族学生。

　　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至1946年，苏联又遇上了罕见的严重灾荒，直到1947年以后才逐渐好转，这就是陈祖涛迈进大学门槛时的大环境。他和苏联人民一同体味着战后恢复的艰难，并加入了联共，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正式党员。

　　艰苦地度日，依旧是这批中国孩子们的必修课。1947年，蔡畅出国开会路过莫斯科，她惦记着这些在苏联生活学习的中共领导人的后辈们，便特意去看望孩子们。她自己的女儿李特特也在其间，她们母女也是多年不见了。

　　当她发现中国孩子们衣衫褴褛，皮鞋早都开了口，露着脚指头，面容透露着明显的营养不良印迹时，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翌年，蔡畅又到苏联参加国际妇联大会，随身夹带了一些金首饰，到莫斯科后，她把这些金首饰交给了陈祖涛他们。她告诉孩子们，这是从党的经费中拨出的，你们可以用它在苏联设法兑换成卢布，改善一下生活。

　　苏联官方对金银珠宝的典当监控是相当严的，尽管陈祖涛第一次去典当行典当物品时十分谨慎，还是被苏联安全部门的人盯上了。过了些日子，当他再去的时候，就被抓了起来。

　　苏联安全部门的人把陈祖涛带到了莫斯科的公安总局审问，问他金首饰是从哪里来的。陈祖涛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富春、蔡畅转送来的。陈祖涛说出了联络人员的名字，让苏联安全部门的人员去联共中央核实。安全部门的人员立即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一询问，情况和陈祖涛讲的一点不差，就马上把他放了。从这以后，陈祖涛去典当行兑换卢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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