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红樱桃》，让人们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度过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的经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张闻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等。如今，这群当年一同前往苏联的中国孩子中，只剩下了三名幸存者。

　　在中央党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一书中，作为三名幸存者之一的当年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首次打破沉默，讲述了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特殊的年代、非常的环境下所发生的不该遗诸史册的往事。

　　毛泽东首肯，他们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当时经历过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后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儿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有受过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行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陈祖涛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是太安逸了。然而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了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忆起来，觉得经历过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