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在拍张照片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但仍然常有顾客穿过大半个京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照相馆拍照；“普兰德”的门店已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美味斋”虽经10年停业，但它的新店在白纸坊一开张，就有不少老顾客找上门来……

　　中国照相馆、“红都”、“四联”、“美味斋”、“浦五房”、“老正兴”、“普兰德”……几十年来，这些老字号已成为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已忽略或忘记，年轻些的甚至压根不知道，它们并非北京土生土长，而是半世纪前响应“繁荣首都服务业”的号召，从上海大举迁徙而来。

　　“小上海”变成“老北京”。50年前的上海名店迁京，作为全国人民支援首都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将永远铭刻在北京的记忆里。

　　当年北京竟做不好一套西服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小尼赫鲁表示了对北京制衣业的不满。原来，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而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

　　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改制西服。从清嘉庆年间起，上海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时，国人将外国人称为“红毛”，为“红毛”缝制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红帮裁缝”。

　　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后来，小尼赫鲁又给外交部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长久以来，这个故事一直在上海制衣业老师傅中流传，也成就了一个“红帮裁缝”的神话。

　　但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解放初期，当老辈儿北京人还沉浸在“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的过往繁华中时，现实的北京却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北京的服务业可以用“全无行业”来形容。全市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其中一半是饮食业，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以及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6岁的王铭珍刚刚从河北沧州老家来到北京。至今他还记得沿着老城墙根儿一字排开的小剃头摊子:“一个凳子，一块白布，铜盆里就一口水，头发沾湿了就得，一块破毛巾谁来都用它……”

　　那时的发型更少得可怜，妇女们不是齐耳短发，就是梳头。为了方便和省钱，小孩和男人们大多刮光头，只有那些公务员和教师才理分头。王铭珍笑着说:“当时不还有句俏皮话吗？‘镶金牙的自来笑，留分头的不戴帽。’”可见那时留个分头也是身份的象征。

　　而上海却早已是另一番天地。由于开埠早，且租界云集，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就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时装、发型和各种商品的潮流都与欧洲同步。上海南京路上先后成立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它们不但装潢考究、橱窗争奇斗艳，而且聚集了全世界几千种商品，号称没有顾客买不到的东西。除四大公司外，南京路上还经营着许多高品质的专营店。那时，上海的商业服务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的经营模式，逐渐发展为规范化、大规模的现代商业、服务业。

　　而在欧风美雨下浸润的上海，也比遗老遗少聚集的北京时尚得多。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上海妇女就开始烫头了，旗袍的款式也是一年一变，穿西装皮鞋的摩登人士更比比皆是。著名京剧武生李万春的夫人李砚秀，解放前常年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巡回演出。时隔六七十年，上海的精致和时髦仍使她难以忘怀，“那时候，在上海演出完，剧院派专人陪着，到最好的时装店和理发馆做衣服、做头，上海的样子就是洋气。北平的发型和服装总是追着上海跑，刚追上，人家又变了。”

　　当时，很多喜欢西洋范儿的北平人还特意到上海做衣服。李砚秀记得李万春有几百套西服，其中在上海做的样式最好。可在北平时，他多数还是穿长衫。偶尔想穿西服出去，还要躲着母亲，到门房去换衣服。“那时候，北平就是老派，老辈儿人都看不惯穿西服，街上穿西服的也少。”

　　直到解放初期，这种状况还没有发生变化。后来，随店迁到北京的张永福记得，有一年，一位北京口音的女士专程到上海万国时装店做了一套连衣裙，试样子的时候她非常满意，说:“得了。”当时张永福不知道“得了”是什么意思，后来到北京才知道，北京人说“得了”，就是满意了。

　　为了改变北京服务业落后的面貌，适应日益频繁的外交活动，更好地服务中央和北京市民，1956年周总理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遂有大批服装、照相、美发、洗染、餐饮业的上海名店陆续迁京之举。

　　把最好的店迁到北京

　　1956年3月的一天，坐落在上海南京路的蓝天时装店里来了两男一女三位顾客，女顾客拿来四块料子想做裤子。营业员一看其中两块浅蓝色的料子不宜做裤子，她向顾客解释后，女顾客却坚持要做，而且要求“吸腰”“落臀”。取衣的时候，她穿着新做的裤子蹲下、站起，照着镜子来回打量，非常满意。

　　后来，店方才知道，这三位顾客是北京服装公司经理连方、副经理兼上海迁京联络组组长方华和业务科长万家骥。他们远道而来当然不是为了做裤子，而是来考察上海服装业的。

　　接到总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马上责成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接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装店迁往北京事宜。经过考察，北京方面确定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支援北京。这些店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且无一例外开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

　　当时在张丰记服装店做店员的郑祖芳清楚地记得，3月14日晚上，他与众多上海同业被请到上海市新成区区工会开动员大会。大会上，区领导向他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领导说:“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务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繁荣北京服务业。”

　　而北京方面开出的条件，也相当优厚，从当时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可见一斑。协议书规定，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并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这些“红帮”师傅们当然愿意，纷纷踊跃报名。“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当年在万国服装店工作的张永福说，“不过，我们也听说北京风沙大，气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那时刚刚解放，大家心气高，被挑选上都感到很光荣的。”

　　会后，大家纷纷报名支援北京。很快，第一批上海店铺迁京工作开始了。令人惊讶的是，仅仅一周后的3月20日，区政府工作人员就帮各家店铺打点好了行装。第一批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坐着火车离开了上海。

　　4月13日，第二批上海服装业人员也来到北京。上海服装业一共迁来21家服装店，208人。当日，《北京日报》以“适应首都人民改进服装的需要上海二十家著名服装店迁到北京”为题写了一篇报道。文中写道:“上海的蓝天、造寸、万国、鸿霞、波纬等二十家著名的时装西服店，已经迁到北京，改为地方国营。为了适应首都人民改进服装花样的要求，他们将大量制作经济、适用、美丽、大方的新式服装。”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当时北京分管理发、照相、洗染等行业的是北京市社会福利局。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1956年5月，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专程赶赴上海，与上海有关方面商议名店迁京事宜。协商后决定照相业迁“中国”、“国泰”两家；洗染业迁“普兰德”、“中央”两家；理发业迁“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

　　据说，此前这份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馆。一天，王崇续在街上无意中发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最精美，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道，中国照相馆的技术力量也相当雄厚，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出头，很有发展潜力。于是，他把中国照相馆的名字也加了进去。对于中国照相馆，上海市还真有些舍不得。不过，为了支援北京服务业，把最好的店迁到京城，他们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了。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儿，坐着同一列火车开赴北京。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北京。

　　“阿拉上海银”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奋。趁着新店还没开张的空隙，他们游览了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闲适的老北京风情。

　　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半个世纪后，几乎所有老师傅都会说到吃不惯。张永福说:“我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馒头、面条，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讲究仪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永福出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没办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提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从云裳理发店迁来的康邦章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康师傅记忆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衣来的呀。”

　　另一方面，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关怀也使他们倍感鼓舞。刚到北京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部分上海迁京人员。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理发师程寅良记得，会上邓小平把一本苏联友人送给他的发型书，赠给程师傅，并对他说:“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发型。”在此后的岁月里，小平同志的话一直激励着他。

　　面对领导的关心和群众的期望，生活上的些许不适很快就被师傅们淡忘了。新店的筹备工作很快开始了。从上海来的二十多家服装店被合并为七家开张。“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挨着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四个迁京的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义。康邦章记得直到“文革”前，“四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五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地点就选在金鱼胡同33号。原来开在这里的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去了。

　　上海师傅手艺就是好

　　上海迁京店铺开张以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服装、发型、照相手艺的精致与时髦，北京人早有耳闻。现在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些服务，大家能不乐吗？

　　当时，去“四联”理发可是件奢侈的事儿。“在‘四联’理个发要八毛钱，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剃头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已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铭珍受命承担一场国际会议的保卫工作，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王铭珍决定到“四联”理个发，精神精神。那时候，他可真是乍着胆子去的，在他印象里，在“四联”理发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员。一进门，理发员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说话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宝林的相声似的，洗头都说，‘打一打好吧？’”王铭珍笑着回忆。“‘四联’从上海带来10把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服。还有每人八条毛巾……上海师傅活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也高兴。”

　　康邦章记得“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节他们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营业。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夜深了，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华池”忍一宿。可是，刚躺下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来，“四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东城区委一看这可不行，赶快开门吧！”于是，康师傅他们只得睡眼惺忪的，又干起来。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说:“那个月我挣了120多块钱，都超过处长了。”(记者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