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简历

　　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郑仲兵的案子在知识分子中是比较靠前的。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1995年出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主持名人口述史——《往事》。对于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郑仲兵是亲历亲见者，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主编了《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郑仲兵坐在沙发上，语调平缓地讲述他在“文革”中两次入狱的遭遇。偶尔还会笑几声，为了那个时代的荒诞，让我看不出他内心的苦难，直到他突然忍不住哽咽着哭了。

　　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他和狱友每天两顿饭，各有两个小窝头可吃。有一次，端进牢房的窝头没有蒸过，是生的。“大家都傻了，说这怎么吃啊。刚好外头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说：”你们还想吃蒸过的啊？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告诉你们，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想吃他妈蒸过的窝头！你们想想，你们一个人一天四个窝头，八个人，四八三十二，这么多窝头拿来喂猪的话，能养活多少头猪，能为国家生产多少斤肉？‘说完以后把门又给锁上了，把我们都撂在里头。“郑仲兵说，他和狱友都相顾无言，特别难受，”那时候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信仰特别强烈，五一劳动节可是我们自己的日子啊，这时候就听见呜呜咽咽的哭声。“

　　往事有些不堪回首。这不只是郑仲兵一个人经历的苦难。“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主导下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启动。据新华月报社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放。

　　平反冤假错案给予受迫害者久违的正义、拨乱反正，并为重塑政权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对其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但历史的确有其吊诡的一面。延续至今的主流话语仍是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两极分化的脸谱化叙事模式，这的确有简化历史之嫌。也许在坚持基本的是非判断基础上，30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较为冷静地去还原那个癫狂年代的复杂性。

　　“我觉得我也好，其他许多受迫害的人也好，其实都整过别人，都做过荒唐事或者混蛋事。这其实是特定政治氛围里产生的现象。我父亲也老说他如何遭受”四人帮“迫害，我说你也搞过很多不对的事，要说就得全面地说。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晚年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的郑仲兵如是说。

　　“新中国最大档案抢劫案”

　　戚本禹说过：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谓的“大红人”了。批“三家村”的时候，统战部成立了五人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我很年轻，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表文章，我写过一篇《孙中山和列宁》，有一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学习》杂志(后来更名为《红旗》)上，当时别人都以为是我父亲写的。所以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邓拓曾经想收我做徒弟，后来“反右”了，这个事没办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就留在学校教西北民族历史。“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下令派工作组进校。民族学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兼系里的革委会主任。

　　派驻工作组不久，有学生贴大字报，给工作组、统战部和民委提意见，说他们压制“文化革命”。工作组开会决定要处置这些学生，说他们是“右派”，要打成反党分子。我当时不同意，说了一些保护学生的话。工作组认为我是他们的后台，所以就冷落我，开始整我。但是说实话，整得不是很厉害，没有批斗，就是批判我，并且把我历史系主任、革委会的职务都撤了。开会什么的也不找我了。

　　后来毛泽东要求撤销工作组，学生就起来赶走了工作组，成立了要“自己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用巴黎公社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就把我选上了主任，因为他们知道我为学生说话受到“迫害”。我不肯当，就找一个学生当主任，我后来也同意了当副主任。

　　“文革”继续往前发展，大量的学生都去外地串联。我作为年纪比较大的、被学生选上的教师，觉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里守着。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里头，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中国科学院学部、地院东方红这些组织抢劫了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全部档案，问我怎么办？没多久，他们把抢劫档案的几个负责人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我们处理不了，把他们送到公安部去。他们确实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们拘留了。

　　我们也很快把这个状况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了。周恩来就说，民族学院这些学生，制止抢劫档案的行为是很对的，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档案抢劫案，然后表示要接见我们。我们也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但是大概两三天后，突然间公安部发表了一篇“某负责人讲话”，高度肯定了抢劫档案这个行为，说他们实际上是保护档案，而把抢档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为是当时“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反扑。当时没说某负责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义，大家认为就是谢富治的意思吧，实际上后来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有大批的队伍进来，就在民族学院把我给劫持走了，当时在京的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礼堂批斗，说我们迫害革命左派。然后他们就念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关起来了。这就是第一次入狱。

　　我父亲郑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亲原来和关锋、戚本禹同事，都是《学习》杂志各组的组长，后来他俩把我父亲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担任文艺组成员。我父亲当时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当时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划清界限。然后戚本禹就说，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说，好吧，意思是还要救一救我的。大概过了十几天，这中间也提审过我几次，然后就说要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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