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变：赴德留学受到学术彻底性的训练

　　第三次转变是赴德留学，受到恩师学术彻底性的训练。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当时唯一的从学者，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后因二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赴战场，于是季羡林又成为吐火罗语国际权威西克教授的唯一学生，得以掌握了世界绝学吐火罗语。

　　季羡林先生记忆力惊人，无疑有天分。但是天分不是季羡林成才的原因。他自己经常说，成功等于天才加机遇加勤奋。而对于季羡林来说，他的成功除了勤奋，还有更为关键的因素：严谨。

　　1940年秋天，季羡林把毕业论文《〈大事〉中偈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出来了。为了使论文顺利通过，他觉得应该写一篇有分量的绪论，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出了绪论。教授从战场回来短期休假，他怀着一番美好的感觉，把论文的绪论给教授看。

　　隔了一个星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汉学研究所把绪论退还给季羡林，他的脸上含着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上面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看到季羡林疑惑的眼神，教授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瓦尔德施米特还要季羡林花大力气校对毕业论文，不仅要从头至尾认真核对论文，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写这篇毕业论文花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季羡林在这三年内从大学图书馆到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报杂志，大概使用过上千种书报杂志，耗费了很多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腻烦。现在还要在短时间内再核对一遍，把借过的书再借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着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功夫不负有心人，季羡林最后以全优毕业。

　　-常的表现之一：严谨真情、真实、真切———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德国教授做学问的彻底性影响了他的一生。季羡林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位博士父亲。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不说少说为宜。后来季羡林自己有了学生，也把这一衣钵传给了学生。

　　正是由于先生有这种“彻底性”的精神，经过不懈的努力，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除了国学研究，季羡林还精通印度学、佛学、吐火罗语、中印文化交流、英国语言文学等的学问，成为真正懂得各种洋学问的大学者。

　　以对“糖”的研究为例，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大多数人都不会重视它。但季羡林经过彻底的研究得出惊人的发现，从“糖”切入探寻清楚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

　　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季老已经发现“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他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于是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一张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他的手里，残卷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季老说：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都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季羡林先生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度文、梵文到中文考证了个遍，最终还写就了鸿篇巨著《糖史》。他搞清了为什么最初糖发明于印度，以及“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从糖的“小”中，见到的是文化交流之“大”。

　　季老说，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如果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

　　季羡林说：我自知不是大鹏，而只是一只鹪鹩，不敢作非分之想，只能低低地飞。即使是大鹏，要想开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劳动，想凭空“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结果必然是一个跟头栽下来，丢人现眼，

　　而且还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他写《糖史》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糖背后的文化交流，季先生认为，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不是一元起源论。

　　季老对我说，欧洲过去基本没有蔗糖。欧洲熬糖是用甜萝卜，即甜菜。只有欧洲南部有少量的甘蔗，没有什么熬糖的价值。用甘蔗制糖是印度的发明，而把甘蔗制的粗糖加工成细糖即白糖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而中国人的这个发明却是一次意外。据记载，一个中国人把从印度运来的粗糖放在一个大缸里，安置在墙边。突然墙上掉下一块墙皮，正好落在大缸里。这时奇迹发生了。墙皮接触的那些粗糖，突然变白了，成了细糖。这位中国人依此发现了白糖的制作技术。

　　当然，严谨还不只是表现在做学问，也表现在做人。他一生坚持说真话，他对温家宝总理说自己“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辈子坚持三真原则：真情、真实、真切，用自己的人格谱写了另外一类著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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