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多年的学生讲述真实的季羡林———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红高粱饼子是主食,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经过两年的苦练,季羡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而是一页,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老师在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个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季老最近一直强调: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但是季老分明是举世闻名的大学者,温家宝总理誉他为“人中麟凤”,“人之楷模”,他想摘掉三顶桂冠,似乎没有得到认可。人们依然尊他为泰斗。那么,从“少无大志”到学界泰斗,季羡林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的?
我认为,其实季羡林实现这个转变的原因,也就是他成功的原因,是两个相反的因素:变与常。
-第一次变:求生存父亲将其过继给了叔父
所谓变,是季羡林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关键性的转变。
第一次是被动的转变,发生在他六岁时。这次转变是客观的,即生活环境的改变。季先生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这是鲁西北一个非常有名的贫困地区。先生家庭更是贫穷。祖父季老苔,父亲一辈兄弟三人:父亲季嗣廉,叔父季嗣诚,另一个叔父因为家里养不起,自小就送了人,改姓了刁。父亲和叔父两个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怙无恃,孤苦伶仃,饿得受不了,便到村南头别人家的枣树林里,捡掉在地上的破烂干枣充饥。
为了找一条活路,兄弟俩闯荡到济南,叔父好歹在济南立定了脚跟,父亲则回家务农。但叔父很快失了业,不得不流落到关东。这时,奇迹发生了:他用身上仅剩的一元钱买湖北赈灾奖券,中了头奖,一下子得了几千两银子。季家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季羡林父亲在老家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炫耀财富,他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瓦,父亲性子急,于是便想出一个点子,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砖瓦卖给他,他愿意付高出几十倍的砖瓦钱。最后,高价买了旧砖瓦,盖了东、西、北房各五大间。
俗话说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不久,季家偶然的事情又发生了。原来他父亲属于乡村中朱家、郭解一类人物,不善于聚敛财富,却喜欢仗义疏财。手中有了钱,便忘乎所以,5天到外村赶一次集,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客,给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吃饭人埋单。不久,家财散尽,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东房、北房也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如珠玉,卖出时如粪土,一场春梦又成空,季家又成了破落户。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一年里只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红高粱饼子是主食,玉米面饼子成为珍品。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叔父从东北回到济南,重新立定脚跟,叔父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惠林。因此父亲和叔父一商量,便把先生送到济南,过继给叔父。当时,先生6岁。
季先生自己说当年如果不是叔叔将自己带到济南,自己能否活下来都是不一定的事情,更不可能有现在的自己。
-第二次变:得恩师叔父为他亲自编了《课侄文选》
第二次转变是得遇良师,激发了学习主动性。
到济南后叔父就把季羡林送往私塾,但由于他异常顽皮被先生赶出私塾,然后被送往一所小学读书,或由于叔父对教学的不满或由于季羡林自己的顽皮,又一次转学,到小学毕业时又上了一所最“烂”的中学———“正谊”中学。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叔父对季羡林的管教极严,在家里要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他亲自给季羡林上部分课程,课本是他自选的理学文章,编为《课侄文选》,是给侄子上课的课本。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
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先生在该校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提倡读经。季先生的国文教员王崑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由于他的影响,先生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等名家的文章。先生后来说,自己有意识地用功,是从山东大学附中开始的。
在山大附中,先生每次考试都是甲等第一名,三年“六连冠”。第一学期,即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又超过95分,因此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和一个扇子面奖励先生。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羡林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意料。有意思的是,王寿彭作为前清进士,因名字中隐含有“寿比彭祖”,而被慈禧太后垂青,中状元,进翰林。他提倡“读圣贤书,做圣贤事”,是一个保守的人物,但在给一个中学生写的扇面上,却题写了“羡林老弟正”,下署“丁卯夏五王寿彭”,一点也不摆“大家”、名家的架子。这不能不使先生激动。
1930年,先生高中毕业,到北京同时考上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由于考虑到清华出国机会多,所以选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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