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江青这人令人真假难辨。我在写作《江青传》时不能不做许多辨伪工作，关于江青入党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江青的入党经过，有着各种说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其所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回忆江青在延安整风时曾对他说过的两句话：“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明明是三二年入党，硬说我是三五年！”

　　江青究竟是1932年入党，还是1935年入党？内中颇为曲折，我为此进行了详细查证。

　　其实，江青既不是1932年入党，也不是1935年入党，而是在1933年2月入党的。这在中共中央1977年有关江青的专案文件上可以查到。她的入党介绍人不是“姓王的”，她也绝不可能忘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因为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她的前夫黄敬。她是在青岛入党的，当时黄敬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至于那个“姓王的”，叫王林(原名王韬)。他原是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黄敬进入青岛大学物理系，与王林同住一屋。黄敬受王林影响加入中共。所以，王林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则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

　　就在江青入党不久，1933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江青即赴上海。由于出走匆忙，她没有带组织关系，所以她来上海之后，没有中共组织关系。

　　江青来沪后，在晨更工学团徐明清(当时名叫徐一冰)领导下工作。徐明清是这个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我采访了徐明清老人。她回忆说，江青来沪后，跟她同住一间小阁楼。她认为江青表现不错，发展江青加入共青团，她为介绍人。这么一来，江青来沪后，成了共青团员。

　　最为曲折的是，江青在上海又重新入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叫宋介农。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捕后，中央专案组审查她的党籍问题，她就说宋介农最清楚。中央专案组查来查去，查不到宋介农此人。后来几经周折才查明宋介农早已改名叫孙达生了。

　　我也颇费周折，才找到了孙达生。他说，他本名宋秉全，到上海后学习农业专业，也就改名宋介农。后来，他做地下工作，像孙悟空那样不断变换着身份和名字，得了雅号“孙大圣”。他居然用“孙大圣”的谐音“孙达生”作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孙达生对我说，江青在加入共青团之后，曾向他和徐明清提出，她在青岛加入过中共，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那时，孙达生担任上海左翼教联党委兼党团组织委员。组织上经过研究，认为在无法证实江青在青岛是否加入过中共的情况下，不如在上海让江青办理重新入党手续。于是，由孙达生出面，找江青作了两次谈话。

　　孙达生记得，在1934年9月，上海左翼教联党委已经决定同意江青入党。正当他准备把组织上的这一决定告诉江青时，江青在上海兆丰公园被捕了！

　　江青在狱中关押了一个多月，由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出面保释。

　　后来，江青于1937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江青一到那里，便提出要求恢复党籍。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江青的党籍问题进行了审查。负责审查工作的是郭潜(现改名郭华伦，笔名陈然)。据他回忆，黄敬那时到了山西五台县，徐明清到了延安，黄敬证明他曾在青岛介绍江青入党，而徐明清则证明在上海介绍江青入团。于是，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江青的党籍得以恢复，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 (《出没风波里》叶永烈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