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贤内助王弗极会“幕后识人”,苏东坡和客人谈话之时,王弗立于幕后,往往听得数言,就能断定客人是否值得交往,是哪类人,而且准确率相当高,可谓是闻言识人的典范。
比起夫人来,为人旷达的苏轼待人接物显然粗疏得多,但是他也擅长识人。今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譬如苏轼,他就很会从细节看一个人的品质。
这里姑举几例。
谢景温原来和苏轼关系不错,有一次两人在郊外行走,一只受伤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谢景温抬腿就把这只小鸟踢到一旁。他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让苏轼心凉半截:这一定是个轻贱生命、损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所以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提拔他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他见王安石与苏轼不和,为讨好王安石,便加害苏轼,诬陷苏轼运售私盐,企图将苏轼治罪。
还有一位叫章惇的,早年和苏轼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记载了两人相交的一则轶事,很能说明苏轼由细节看透章惇的智慧。
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任商州令的时候,两人在山中游玩,游到仙游潭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根独木桥相通,独木桥下深渊万丈,章惇提出让苏轼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不敢。章惇神色平静地轻松走过,用绳子系在树上,以玩杂技般的高难度手法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某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由抚着他的背长叹:“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苏轼认为,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就是这位章惇,后来当上宰相,大权在握,整治政敌毫不手软,他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他因与苏轼政见不合,对苏轼也大下辣手,把苏轼贬到偏远的惠州,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到京城,章惇睡不着觉了,他嫌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就再贬他到更偏远的儋州(今属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岛是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的事,由此可见章惇之狠。《宋史》以章惇入《奸臣传》,可见其为人所不齿。
这是两个反面的例子,当然,苏轼也有识得好人的一面。比如1085年苏轼在登州做官的时候,有一个主簿每次来报告事情都特别啰嗦,苏轼厌烦。有一次,主簿又来长篇大论地禀报,苏轼嫌烦,就敷衍他道:“晚上来吧。”到了晚上主簿单独来了,苏轼勉强出来见他,苏轼正看杜甫的诗,就故意问道:“‘江湖多白鸟,天地有青蝇’,这‘白鸟’指什么?是指鸥鹭一类的鸟儿吗?”主簿马上答道:“白鸟,并非指鸥鹭,而是指蚊蚋之类的虫儿。以此暗喻吸人血的赃官,如今世界,君子太少小人太多啊!”苏轼本来是想用“白鸟”来嘲讽主簿说话像蚊蚋那样嗡嗡不止,让人烦厌,哪知主簿不但很有学问而且心地正直,从此对他另眼相看,特别厚待他。
从这则“以诗识人”的小事,也看出苏轼知错就改的品性。苏轼以细节识人,大都无误,是和他自身的言正身端分不开的。(陈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