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长沙那年，我6岁。

　　6岁的孩子记事不多，就连我家是住在韭菜园还是贺家塘，也记不住。只记得舅舅家住马益顺巷，因为成年以后还去过。外婆家住的地方，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屋里玩，每周一次。妈妈是外公的长女，我是外公的长外孙。外公早逝，我没见过，只见过外婆。外婆是妈妈的继母，对我倒是不见“外”，当亲外孙疼，好像比对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还疼些。长辈们说那是因为我长得乖巧。这也未必。反正外婆喜欢我，每次都要为我做一道菜──辣椒豆豉蒸腊鱼。这菜百吃不厌，因此老惦记着去看外婆。

　　临走那天，到外婆家告辞，照例吃了辣椒豆豉蒸腊鱼。吃完饭，表弟送我上火车，一路走一路哭。表弟叫周奋生，小我一两岁，是兄弟也是伙伴。伙伴走了，没人跟他玩，自然要哭。我去武汉，没有辣椒豆豉蒸腊鱼吃了，也哭。后来回长沙，点过这道菜，仍然好吃，但没有外婆的味道，表弟亦不得其祖母真传。表弟现在也做外公了，不亦乐乎。他让小家伙叫我“diadia”，小家伙不叫，说是“不像”。其实我看表弟，又何尝像外公？

　　除了到外婆家吃鱼，上街吃粉也很开心。那时不像现在，上街吃饭稀松平常。当时要说下馆子，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尽管不过只是吃一碗米粉。何况长沙的米粉是何其好吃啊！汤好、粉好、浇头好，品种又多。不过我的偏见，是吃面可以随意，吃粉就一定要牛肉的。滚烫地端上来，稀溜稀溜吃下去，真是大快朵颐，身心俱泰。所以现在我回长沙，早餐仍不肯在酒店吃，要到街上路边吃粉，就像我回武汉一定要在路边店吃热干面一样。

　　武汉的热干面和长沙的牛肉粉，都是我的最爱。武汉也有牛肉粉，也极好吃。但如有可能，还是面吃武汉的，粉吃长沙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有许多湖南米粉店，现在似乎少见了。武汉也有牛肉做得极好的，比如汪胖子牛肉馆，哈胖子牛肉馆，现在也不见了。不过我在北京已经发现了正宗的长沙米粉，这可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可见乡思无处不在，乡愁也有法可解，虽然未必都有外婆的味道。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园茶”。此茶的做法，好像是用瓦罐煮茶，倒进碗里后再加芝麻、黄豆、盐。吃的时候，要将芝麻、黄豆和茶叶一起吃下。这种吃茶的方式，不知是不是长沙的，但肯定是湖南的。小时候我在长沙吃过，因此记得。

　　第一次吃家园茶是在哪里，记不清了。可能是在伯父家，也可能是在姑爹家。姑爹和伯父都是有学问的人。姑爹在湖南大学，伯父在长沙一中。伯父易仁荄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夏鼐、吴晗、翦伯赞先生同学。他老人家熟读二十四史，但述而不作。一肚子学问，便只能讲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伢子听，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长大以后，与伯父见过多次，每次都能听他老人家讲史，但每次都只是听听而已。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初如果好好听，用心听，到《百家讲坛》岂不是能讲得更好？可惜再也听不到了。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轻而易举得到时，往往是不珍惜的。等到发现这些宝贵的东西已经一去不返，这才追悔莫及。人的不可救药，大约如此。

　　也许，正是为了记住，我们才有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这本《长沙百咏》当中的诗词。有这么一本好诗集，或许多少可以弥补我们的许多遗憾。诗集编好后，编者嘱我作序，我实在是不敢当。又恐却之不恭，是故犹豫再三，勉为其难。卑之无甚高论，只能说点个人感受。但愿这“佛头着粪”，不至于坏了诸位的雅兴。（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