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3日，是咱们共和国的老主席杨尚昆同志诞辰100周年。

　　他和李伯钊妈妈唯一的宝贝女儿杨李，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

　　弃我去者，往事百转肠回；提笔漫忆，谨献一瓣心香。

　　杨李的小名叫妞妞。从我出生一睁眼儿就见过她，打记事起就认识她。我印象里她童年的样子，鼻子和下巴儿被忽略了，没一点影儿；小红脸蛋圆圆的，上半部分是一对黑多白少的大眼睛，整天笑哈哈的嘴，几乎占满下半个脸。不论何时何地，一听到那天籁般特有的笑声，就知道她蹦蹦跳跳地来了；还没见人影，就想得出，整齐的“妹妹头”肯定也随着蹦跳一飘一落的，简直可爱极了。这小不点儿又喜庆、又听话、又乖巧、又机灵，从不惹祸，人见人爱，在“海里”的女孩儿中知名度最高。无论大人小孩，都不由得被她吸引了去，自然更是她爸爸的掌上明珠。

　　在称谓上，中南海有个通例：孩子们对比自己父母年长的，叫伯伯、妈妈；年轻的，叫叔叔、阿姨。仅对朱德总司令例外，因李讷叫“爹爹”，大家也都一律称“朱爹爹”。妞妞的爸爸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大小事务总管，理所当然成了最著名的孩子王。本来，对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我应叫尚昆叔叔、李妈妈。按通例，孩子们围着“孩子王”，你一句伯伯，我一声叔叔叫得挺亲热，只是妞妞嫌乱，噘起小嘴高声抗议：“什么叔叔、伯伯，他是爸爸！”“啊哈！爸——爸？”“叫我妈妈李妈妈，叫我爸爸就该是杨爸爸！”妞妞自有妞妞的逻辑，众人语塞！孩子们本来就跟这父女俩要好，又觉得这称呼挺好玩儿，便喊起“杨爸爸”。

　　“杨爸爸”还真当之无愧！他绝对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孩子们身上倾注的心血、感情和精力，可以说超过许多家长。我二哥失恋，父亲让杨爸爸以“组织”名义耐心与他谈话；我姐闹情绪想转学，不敢与父亲谈，找杨爸爸倾诉。我小时学画，杨爸爸看了点头说，“画得不错，就是缺个印”。不久，他找了两枚章石，让中办一位秘书刻了名字拿来，盖在我乱七八糟涂鸦式的“画作”一角，还真的提气增色。我13岁那年当兵锻炼，在小西门站岗，杨爸爸几乎天天借中饭、晚饭后的散步，绕道来“查哨”。因为正赶上“大比武”，训练多，他亲自调阅检查我们各训练课目的成绩，在放影厅“通报表彰”，鼓励各家孩子下乡、下厂、下连队锻炼。

　　我出生时，周围大多是军人，可以说生于军帐，长在兵营，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论从哪方面讲都笨笨的，大人们总喜欢逗着玩。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另一个叔叔做柄刀，我整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后的一天，记不清是谁给我画了一副肩章，花里胡哨的，用别针钉在肩膀上，我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正巧杨爸爸走过，细看了看：“跟我来。”我莫名其妙，欢天喜地跟着到了怀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元帅和小平叔叔在门口说着什么，杨爸爸拉着我过去：“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几位老总围着我，躬身眯眼细看我的肩章，陈毅叔叔嘟囔着：“嗯？肩章还有字呐——‘芝麻酱’！”顿时一片爽朗的大笑。小平叔叔按着我的脑袋，把我推进会议室里，更是引出哄堂欢笑。在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间，我鼓肚昂头，可以想象，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杨爸爸将我拽出怀仁堂：“去！玩儿去吧！”我简直是飘然欲仙，脚底生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我的别称“雅号”，甚至到三年困难时期，我窜到哪个大灶食堂，大师傅还冷不丁拿出五分钱一小碟的芝麻酱免费供我解馋。这在当时，可是极其罕见、特别实惠的优待。

　　五十年代，因居住相邻，有四家在中南海西楼饭厅吃饭。彭老总和杨家人口少，吃得好。我们和朱爹爹家孩子多，平日都住校，一到节假周末，就是大盘大盆的端上桌，颇有些“瓜菜代”，成群小崽子眼巴巴瞅着装斯文。家长一走，顿时斯文扫地，哄抢作一片。每逢此，彭伯伯和杨爸爸就把暗中多加的饭菜端过来，看着大小孩子风卷残云，争食抢饭舔盘子，连指挥带议论，中间也连带些许回忆和感慨。我是个乖孩子，埋头海塞时也留意过。只记得，两位老人家一边瞧热闹，一边说起长征过草地。后来，我才知道他俩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过草地时，我父亲也在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而毛伯伯、朱爹爹在长征中就更是无人不晓了。我听说，他们历经无数最惨烈的浴血拼杀；眼下，又沉浸于这种细心呵护的舐犊之情。那“耳濡”与这“目染”，有如天壤不一。然而，置身其中又那么自然、和谐与真切。这一场景之所以深刻于心，也缘于之后不久就发生的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之后，一次饭毕，彭老总要与父亲谈谈。因餐厅的另一半是用屏风隔开的会议室，他们就转过去谈。我在饭桌上“打扫战场”，看到杨爸爸站在屏风这边侧耳倾听。彭伯伯说话的声音大而急，满口湖南腔，我一句也听不懂。忽然，他厉声高喊了一声：“尚昆，你也过来！”我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这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而红三军团三位巨头战友之间的交谈，一个孩子即使在场细听，也肯定绝难理解。

　　“文化大革命”前夕，杨爸爸和罗瑞卿叔叔、彭真叔叔、陆定一叔叔首当其冲，第一批被打倒。据说杨爸爸的错误是私录毛主席和常委的讲话，还和罗瑞卿等人一起积极参与反党活动。我敢说，闻者莫不纳闷，既不可想象，更无法理喻，但那年头，就那么怪，大家也就那么“信”了！196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大西门打篮球，透过赛场观众，看见妞妞跟着一辆满载家具的卡车缓行，一副“已是黄昏独自愁”的样子，迎着夕阳，垂头走到门口，登车而去。在场的人们议论，说杨家搬出去了。我心里感到异样：两小无猜、一块儿长大，临走也没来得及说句什么。说实在的，就是放在今天，她若真的来告别，我又能说什么呢？

　　直到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十万人批斗大会上，我才又远远地见了一眼杨爸爸……不久，又见到妞妞，自是悲喜交集。那时，和平里东有座五号楼，是著名的“黑帮楼”。我们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关注，不分白天黑夜，就来个“突然袭击”“查户口”。我们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橱架子上，或蹬窗上楼顶，小时候在军队里学会的隐蔽、攀登、越野本领都派上用场，练到炉火纯青。

　　1968年年底，又巧了，妞妞和我被同时分配下乡，而两个学校又安排在同一个县。我算被“劳改”，她虽是插队知青，也属被监督之列。我们用鸡毛信方式，打密语暗号，约定时间地点，溜出几十里相会。坐在白杨树林间的草地上、渠墚边，天南地北地聊，追忆似水年华，共抒对亲人的思念。聊到尽兴，宠辱皆忘……现在想起，还挺浪漫。六年后杨爸爸被“解除监护”，下放山西“接受审查”。妞妞去陪伴，走了。我虽更孤独、更寂寞，心底却真为她高兴：总算能与父母在一起啦。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杨爸爸回到北京。我去看望，他显老了些，瘦了许多，比过去严肃了，然而目光炯炯有神，仍是那么有亲和力。不久，我母亲也出狱了。

　　以后二十年间，不定期的，杨爸爸总惦记着请我们去谈谈。开始，他和妈妈谈当年与父亲相处的许多事，而妈妈又因我是学历史的，让我作陪旁听。日久了，杨爸爸一见我，也爱回忆往事。他记忆力非凡，党史军史上有许多谜团疑案，搞不清原委，他几乎全能讲得一清二楚。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你说说，为什么毛主席晚年要打倒你爸爸？”我可真哭笑不得，回答说：“您与毛刘是长期的老战友了，怎么问我呢？我每次见您都想问这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他沉吟良久，抬头自语道：“想不透哇，想不透！”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和场景，也出现在彭真叔叔与我的谈话中。说实在的，他们那一代生死至交都百思不解，后世之人就只有枉猜妄评，恐怕永久也难想透了。

　　“似曾相识燕归来”。回到父亲身边的妞妞，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整日欢笑，撒娇打诨，风风火火，完全看不到“文革”悲惨日子中凄惶的影子。我却很难忘却，老是想起那时的她。有一次，我与杨爸爸聊着聊着就叙述起妞妞在“文革”中的点滴经历：她从小娇生惯养，才十七八岁，遇到如此大的国难家祸，其苦其痛可想而知。她居然坚强地挺了过来，还有意去主动帮助别的孩子。我说到插队的农村生活，讲她变卖仅存的家当给我们买罐头，说到徒步几十里的“密会”，讲我们共同思念父母的情节……恰巧是“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杨爸爸仔细地听，未发一言，开始注视着我，慢慢地垂下双眼，我看到泪花在他眼里打转：“谢谢你在那时关心帮助了妞妞。”我很诧异，没有思索就回驳了一句：“哪儿呀，杨爸爸，我说的意思是我该感谢她！她多不容易呀，我何止是佩服！看她能挺过来，真正是鼓励了我，她不求任何回报，帮助了我！”这时，杨爸爸豁然开朗，双目如炬，显现出自豪的神情。

　　杨爸爸每次都要问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对我的汇报，事无巨细，他从不嫌弃，物议对错，他绝少批评，多半都是认真听，间或也鼓励，让你看到自己的长处优势，再点出要注意的事。完全是典型的“圣人亦不伤人”。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工农兵都干过了，而且又正经上完大学，知识经验都有，比我们当年要强得多，肯定比我们走的弯路少，应当比我们干得好。只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第二，什么时候都必须不断虚心学习，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向群众学，从书本上学，在实践中学。”看看，“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吧？然而，正是这金石之言，令我铭记肺腑。

　　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应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近半年后，党的十四大召开，杨主席辞去党中央职务，翌年全国人代会时，全退下来。日子空闲了，可以多聊聊。一天，他通知我，陪他到河南看看。他专程到开封父亲去世的地方看了，一路上，讲了许多父亲的往事，以后，还复述过多次。他说，在历史上，他与我父亲共事算是最多的：刘年长杨九岁。1930年，刘到莫斯科，在职工国际工作，杨当他的翻译有半年多。1931年杨回上海，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长，不久刘也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是杨的直接领导。红军长征时，杨任三军团政委，遵义会议后，刘任政治部主任，杨又直接领导刘；过草地前，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刘任主任，杨又为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时，杨到北方局任副书记，刘已是书记。1938年，中央决定刘调任中原局书记，杨接替为北方局书记。1943年刘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研究局局长；之前，杨也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在1943年的同一会上，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会委员、研究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杨又任中央副秘书长、军委秘书长，中办、军办主任。胡宗南攻延安，刘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杨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带着机关到山西。建国后直到“文革”的情况，可谓众所周知。杨爸爸说，他对我父亲最了解，也最有感情……1988年我父亲90岁诞辰，他作为在任国家主席到湖南参加纪念大会并致辞。到了1998年，我父亲诞辰100周年前，同作为原国家主席，杨爸爸主动提出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并亲自口授提纲，几次动笔逐字逐句修改。我听到后十分感动。

　　1998年夏秋，发大水抗大洪，我忙得够呛。9月12日上午，张鼎承叔叔的女儿张九九突然来电话：“你快来301医院，杨主席快不行了，来看最后一眼！”我飞车赶往，一路上心烦意乱：一直以为杨爸爸的身体好得出奇，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到了医院，我才得知他已住院多日了。小二哥哥(杨绍明)先带我到病榻旁，老人家已没有知觉，周围全是医生、护士和机器设备，正在抢救。妞妞趴在床边，捧握着杨爸爸的一只手……我几乎是呆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弥留之际的他。小二哥哥说：“爸爸在病中几次念叨你，每从电视上看到发大水，就说你一定正在抗洪，忙得顾不上来看他。他不要我们告诉你，怕你分心。”我抽泣着退出房间……

　　用我的话来概括，从小到大，杨爸爸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要求很简单：无论学什么、做什么，尽自己的努力学好、做好；而他寄望于我们的又很高、很难达到：学会做人！他告诉我们，要先学会做事，才能学会做人。做事之要也很简单：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做人之要却很重：先做人，后做官；做好人，才能做好官。不论从政治国，还是从戎带兵，尽力报效国与民，始终厚爱家与人。

　　杨爸爸对子侄之辈的关心爱护发自心底，为我们的每一点进步由衷地高兴。还记得，我当选河南副省长之后，他喜形于色，见面第一句话：“给我一支烟，为我们的副省长高兴一下！”……然而，他对我们从不娇惯溺爱，从不以一言九鼎的权势、德高望重的权威给我们特殊照顾，更不要说提供什么“终南捷径”。猜度大人之腑，我甚至觉得：他是有意“避嫌”，宁可让你多经风雨、多摔打，关爱地注视你，深情地鼓励你。在中岳嵩山“将军柏”前，杨爸爸拉着我说：“来—和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照张相！”站在红军时期年仅26岁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团政委，30出头的华北抗日首领，眼前的原国家主席身边，我这个“芝麻酱”算什么？儿时的神气全无，心中的感佩尤深：他和他的袍泽同仁，才真是掀天揭地的一代盖世英豪！

　　9月13日，杨主席驾鹤西归。丧事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几乎成了他家里的工作人员，陪同左右，接待吊唁者，安慰妞妞、小二。我想借此悼念给予我那么多教育的杨爸爸，尽管他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可以肯定，杨爸爸在世时，绝不需要孩子们感念的泪花和赞美之词，甚至想都不想要我们些微回报，何况身后的他，就更谈不上在乎我的寸草之心了。作为老一辈，他只是把慈爱的春晖无私地挥洒，对我们寄予无尽的期望；作为老党员，他没有任何物质遗产，却留给我们无限的精神财富；作为老革命，他奋斗打拼了一生，胸怀的是一颗永远年轻的爱心！

　　《道德经》上说：“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11月24日，我父亲100周年诞辰日。杨主席已辞世两个多月，他的遗作《卓著功勋，彪炳春秋》发表于《人民日报》。作为最后一篇回忆文章，他开篇写道：“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日久弥深。”篇尾结束，杨主席又这样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生前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由他的战友们继续并开创了新的局面。他的夙愿正在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已经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他提出的许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主张已经在实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繁荣富强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将光照日月，永存青史。”这样的话语，成为杨主席一生的绝笔。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不仅仅是表达他对我父亲的深深思念，而且还融进杨爸爸毕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融进老一辈革命家的事业承继、生死相托，更融进他们那一代为人民前仆后继、与祖国荣辱与共的绚烂一生！

　　今日之日，乱我心者多烦忧——思念，是对逝者在天之灵的崇敬、感激，是对生者活得更好的安慰、鼓励！

　　昨日之日，弃我去者不可留——两位老主席，一对老战友，终于又在漫漫千年的历史中重逢，互相倾诉，一同回首那充满坎坷苦难而又遍撒光明的辉煌之路；千呼万唤，一同祝愿这面对机遇挑战、而又焕发青春的古老中国。 2007年11月9日定稿(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