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备受关注

　　近年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依然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是近年来最具影响的著作，作者根据新出版的文献资料，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及其命运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随着对中共执政史研究的重视，毛泽东的执政思想和理论在研究者中间也引起了热烈的探讨和商榷。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了应建构毛泽东执政理论体系的建议，更多的研究者则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关于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则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另外，在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中，1966年7月他致江青的信很受关注。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这封信的解读，来理解“文革”初起时毛泽东的思考和心态。王年一把这封信和“五七指示”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那么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篇文献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对此，金春明提出了“自我解剖说”，许全兴提出了“备忘录”说，而刘林元甚至认为，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忧虑和不安。

　　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写信

　　近年来，学界对彭德怀研究的兴趣点是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上书和在这期间及以后的遭际。《彭德怀传》、《彭德怀年谱》以及《彭德怀自传》为人们总体上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该书披露了很多重要资料。比如，8月11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之后，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大会批判；毛泽东8月16日的讲话；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人事调整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继续批判的8月17日的工作会议。在对庐山会议的研究中，论者对彭德怀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信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入的看法。论者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庐山会议即将结束，但“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又没有机会与毛泽东面谈，无可奈何，只有写信；二是他在西北小组的7次发言，会议简报没有很好反映出来；三是还有些问题，他感到不便在小组会上讲，认为写信更适宜；四是他把彻底解决“左”的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认为只有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纠“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五是他认为自己的意见符合民心民意，在中央也有人支持，会引起毛泽东重视；六是中央各位常委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都不便说话，他给毛泽东写信，是供毛泽东参考的，即使不妥，也无大碍。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的原因，认为与庐山会议之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学习海瑞的号召对彭德怀的触动、甚至毛泽东的鼓励有关。研究者虽然对造成庐山会议悲剧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对其深层原因探讨依然显得不够，比如，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也许真理在你身边”，但为什么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产生和在错误发生后能很快直面错误并加以改正？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黄克诚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有关黄克诚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黄克诚大将》、《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与苏北根据地》、《黄克诚纪念文集》等，而《黄克诚自述》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则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作品。《黄克诚自述》在第二版中增加的三篇讲话，即在庐山会议的发言，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关于林彪的评价问题，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资料。学者们对黄克诚的研究更多的着墨于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刚正耿直、敢讲真话、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立场的风范和品格上，李锐评价他“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党人、真正的人”。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的仗义执言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坚持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以及在对林彪进行评价时要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为人们所称道。有学者这样评价黄克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真话几乎成了遥远的绝响。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生与真话为伍，终生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

　　彭真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彭真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其研究一直引起人们的重视。彭真与社教，彭真与《二月提纲》等都因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人大制度的建设，以及与新《宪法》的关系，近年来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方面，朱力宇的《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本进行比较系统梳理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著作。此外，彭冲评价彭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顾昂然称他“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许崇德则把他对现行《宪法》理论创新问题上的贡献概括为:“国家总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民民主专政适合中国国情；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成为人民权力机关；权利保障应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民主要从最基层抓起”。俞梅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彭真对由其主持制定的新《宪法》的特殊感受和对建设法治国家追求的细节，指出:“在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上，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他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林彪对“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对于林彪的一生，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全部否定，而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研究者大都肯定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尽管他犯过错误，但还是革命功臣，是著名将领，功大于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聂荣臻回忆录》对此都有正面的记述。研究者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定性，则是阴谋家和叛国者。在众多争论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叛逃是主动的还是被挟持的问题，近些年来有人提出“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周敬青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林是知道出逃计划的，后期还主动参与了，至于说“林出逃返回遭拒”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有当时的禁空记录为证。关于林彪和江青的政治关系，赖诗逸做了系统考察，认为他们是为攫取最高权力的特殊合作关系，江青利用林彪满足自己的要求，林彪则借助江青的特殊身份，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谋害”和“被谋害”的问题。有学者还对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金春明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推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民主法制、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导致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混乱的结果。黄卫平认为，更本质的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真正有权威的公开、透明、平等、民主、规范化、程序性的最高领导人更新换代的法治机制。

　　习仲勋“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习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受诬。因此，有关他的研究，多见于他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西北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者对《刘志丹》小说案的探究。近年来，有关习仲勋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政广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杀开一条血路”，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对此，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

　　周扬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于光远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近些年来，有关周扬的回忆和研究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争，成为研究的热点。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徐庆全主编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新时期文稿》等，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研究者的观点和周扬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受到关注。所谓“晚年周扬”，于光远认为，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周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周扬的这种转变甚至被称为“周扬现象”。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提出，周扬晚年“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桩文坛公案有详尽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晚年周扬，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则认为周扬晚年并没有真正地忏悔，没有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发自内心的沉痛告罪”。关于周扬一生的评价，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个“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于时代因素，有人着重于斗争局势，有人着重于政治品格，有人着重于个人性格，有人认为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有人认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

　　张国焘研究趋向客观

　　近年来，学界对张国焘的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摒弃了以往那种对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对于张国焘的评价，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既是中共的元勋，也是野心家和变节者；早期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期他又与国民党为伍，背叛了共产党和革命，最终又遭遗弃。近年来，国内关于张国焘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姚金果、苏杭的《张国焘传》。该书认为，张国焘的一生是成绩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一生。关于张国焘功绩一面，《张国焘传》肯定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功绩，指出了他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关于放弃川陕根据地问题，该传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认为，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失去了信心，才放弃根据地的。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是优势敌人的联合进攻、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

　　陆定一其晚年的反思受到关注

　　陆定一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战线的领导。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是他对“双百”方针的贡献。龚育之认为，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的最大贡献，是“双百”方针的制定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他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有研究者对陆定一晚年的反思进行了研究，披露了一些资料。比如，陆定一承认了自己在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上曾经犯下“左”的错误，认为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判断还是应该看他们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世界观。对此，龚育之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在陆定一当年所犯下的“左”的错误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坚持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为此应该受到“更多地责备”。还有不少的研究者对陆定一的新闻思想进行了研究。

　　罗章龙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罗章龙，研究者既承认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成立非法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的错误，也客观地记述了他作为早期革命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做过的重要工作。比如，他与毛泽东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尤其是他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领导罢工斗争的贡献，就更为研究者所直书。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后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为张学良何以走上抗日反蒋和联共抗日的道路，提供了新说。

　　夏曦“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近年来，学界对夏曦的研究重点是他在主政湘鄂西中央分局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方面。研究者考证了夏曦从1931年3月起开始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成为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的错误理论与实践，指出夏曦是王明的支持者，忠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犯有严重的贯彻执行肃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给湘鄂西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后经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批评，他认识了错误，改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薄一波在《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指出: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但是，也有学者中肯地指出，当时党内“肃反”斗争是受到了共产国际大背景的深刻影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夏曦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现普遍认为，萧克后来对他“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夏曦的一生。

　　(作者谢敬刘颖 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