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出版界，各类推理侦探小说都十分畅销，我们预期将来中国这类小说也会热起来。我们固然需要感性的文字，但是一个民族可能更需要一些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研究成果或者文学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如是评价该社近期大规模重版的何家弘“犯罪悬疑小说系列”——《人生情渊——双血型人》、《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等5部小说。

　　这个系列上过法国畅销书排行榜，英文版、意大利文版目前也正在翻译、出版中，何家弘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道德高尚的律师洪钧，并探讨了犯罪与人性的关系。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证据法学专家，何家弘写侦探小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果说法学教授的身份给何家弘提供了知识背景和写作的素材，那么对他而言，这还是一个少年时代就已萌芽的“文学梦”的延续。“我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虽然后来没有出版，但其中一些情节也被我用在了《双血型人》和《龙眼石之谜》中”，1977年回京，何家弘在建筑工地上继续修改自己的小说，也有过给文学刊物投稿但石沉大海的经历，后来遇到现在的夫人——他把“得妻如此”看作自己最大的幸运，“她认为我和别的年轻人不一样，一直支持我的小说创作”。

　　恢复高考后，何家弘选择了法学，搁下了写小说的笔。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博士时，他曾经和导师聊起自己的“文学梦”，导师鼓励他不要放弃。1993年，何家弘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中间的学术休整期让一直蛰伏的写小说的念头就又冒上来了。“在美国读书期间，我感觉到在法学界中写小说并且能写成畅销书的作家很多，很多是律师写的，大部分是法庭类的小说，侧重于法庭上的辩论，当然也有法庭外的调查取证。根据我自己的知识背景，我没有以警察而是以律师为主人公，写出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双血型人》，小说当时连载在《中国青年报》上，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而重新拿起笔的何家弘对小说写作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法学通俗化的问题，小说如果写得好，不仅更好读、容量大，而且社会影响力也更大。”《韩非子》中说“文以儒乱法，侠以武犯禁”，“现在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的是武侠小说，武侠文化和侦探小说虽然都弘扬正义，但武侠小说奉行的是江湖规则不是法律，靠武功的高低来解决纠纷对青少年有着负面的影响。中国人就是有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虽然这不能说完全是武侠小说的原因，但是武侠小说对这种习气有助长的作用。侦探小说也讲惩恶扬善，但更崇尚智慧的运用，更突出用文明的方式进行对抗，更强调在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善恶之争。”

　　“在国外阅读侦探小说是很流行和高雅的行为，西方人喜欢看侦探小说，所以形成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因此，我号召中国青年多看侦探小说而不要去看武侠小说，当然前提是中国要有好看的侦探小说。写作和阅读对一种文明、理智的社会文化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功效，具有营造法治行为环境的潜在功能。中国法治的实现取决于公民的法治观念，而法治观念的形成与法律环境的完善又有很大关系。”

　　“写小说还让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都是与学术写作的‘寂寞’不同，写小说带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但我科研的任务现在重了，很难有时间再写小说，如果写了一段停下来，要再重新进入写小说的情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小说的构思要费很多心思，法学随笔就相对要容易些。”目前，何家弘将心力更多地倾注在他出任主编的杂志型图书《法学家茶座》上，这是他“法学通俗化”理念的另一实现途径，“目的是让法学走出超凡脱俗的‘象牙塔’，‘茶座’的宗旨就是主张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讲老百姓生活中的法理。”（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