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采访张学良，先后录下11盘录音带。张学良辞世后，唐德刚与其助手历经数年，精心整理录音资料而成此书。书中记述全部忠实于张学良本人的自述，为读者提供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的事情就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我不是谦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张岳公(张群)他总骂我，说这首诗最没意思。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

　　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是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还相当的信任，他是我的秘书长，这个人对我也很负责。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

　　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了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当时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

　　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我今天虽然90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是帮谁私人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介石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别人说“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是帮蒋介石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张，我认为他那么做是不对的。

　　我跟蒋介石的冲突，没旁的，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

　　我跟蒋介石是痛陈呐，蒋介石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所以呀，蒋介石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介石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介石大骂我呀，他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90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介石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

　　蒋介石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太守旧了!这么讲吧，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

　　说实在的，蒋介石对我，也算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我到南京的时候，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

　　当时蒋介石亲自跟我讲：“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我跟周恩来见面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呀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当时答应周恩来了。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傲了，我说我去说服蒋介石，我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不变，大家说话说了算。他说好。

　　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

　　那个时候我们想这样，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都联合，三方面军队这么摆着，作战的时候这么摆着，我们绝对跟你，服从你指挥，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

　　阎锡山这个家伙是老谋深算的，他没有什么感情，讲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说，西安事变，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寄给我，电报里面说叫我杀掉蒋介石。我没收过这种电报，我不知道，反正我没看到。

　　西安事变以后，那时候我忙得了不得，应付着四面八方的事情，我都好几天晚上没睡觉，后来回到洛阳，我就倒头睡觉了，太困了。

　　还有人说阎锡山扯我的后腿，我很生气，好像本来是大家相同的，后来又怪我不对。政治这个事是不一定的，他自个要留个地步，不能那么讲，明白吗？说这话是不懂这个政治。

　　我还晓得，什么事都得想揭穿了!钱大钧，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但是他如果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简单说，我那个参谋长，就是蒋介石派来的一个间谍一样。

　　这个晏道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所以蒋介石对晏道刚很气。其实他(晏)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就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90岁了，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

　　要还，就把东三省还国家

　　我在东北的家产都扔给日本人了，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也有五六千万家产，“九一八”以后，日本人把我的家产都要还我呀，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些画都很值钱呀。

　　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你那些东西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

　　我大火呀，我说，你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长官，我决不拿自己的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国家！这些东西，原来在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照样摆好，我自己会拿回来。你要不给我拿回去呀，我可给你个羞辱，别说面子上不好看，我全放火烧了，我就在这里烧了，那时候你的脸上就不好看了，你赶快照样都拿回去。

　　我家原来跟日本的大仓有来往，等到“九一八”后，大仓就出来跟我说，你把你的家产可以托付给我，我给你代为保管。我说，我跟你是以前朋友，但今天我们是敌人，我就是这么倔强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家里亲戚包括父母都骂我说，你这个倔小子。

　　我把我那个堂弟枪毙了，因为他跟日本人勾结。我当然抓到证据呀，没证据怎么能枪毙他？日本人给他枪，还给他招兵买马。他这些事都是在我家乡做的，“九一八”事变了，我虽然不在东北，但我东北还有人呀，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后来，那三列火车的东西又拉回去了，本庄繁都拍卖了。所以外头现在有好多东西，都是他拍卖出去的，都是我的东西，那些画差不多有几千件。

　　有一个人，原来是我的部下，那时候他跟我当中校，我本来很想提拔他。那么我到汉口的时候，我就让他来。一天晚上他来了，我就心里奇怪，怎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我说你跟我讲么。他说是这样，日本人把他在东北的财产都还给他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做中国的事情，不能给中国政府做事情。

　　我说那好了，你今天出去，从今以后我不许你进我的门，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你就因为这么点儿钱，你就不做中国人了？我说，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真是可惜了，他的家产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的父亲是黑龙江督军，那时候要办一个事情，他捐点地，就有两个火车站大。东北地方大，讲地都论畋讲，十亩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亩，他家大概有五万方。可是他死的时候，连一个铜板都没有。

　　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呀，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了。日本要干什么呢？对你好吗？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现在90岁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我还敢说这句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么样讨厌。我这个人不受操纵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

　　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 唐德刚撰写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