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士”且“仕”，双重色彩

　　胡乔木1994年辞世后，不少回忆者谈到他的某些不足与错误，多取“为贤者讳”笔法。古往今来，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年代，基于国际、国内和党内的原因，“左”的与比“左”还严重的错误及其酿成的灾难接踵而至。识者指出，胡乔木虽长期处于最高权力中心，却并非决策者，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办事人、一支笔。(参阅《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揆诸历代伴君为官的书生学士，其言行多半不由自己，生前性格不免扭曲，逝后受些有端无端的捶楚，都在意料之中。以此衡量胡乔木，当不为过。

　　胡乔木具诗人本色，又有学者气质，倘不为官，纯然一介书生。他多思善感，心底频起波澜，表面又需违心处事，常给人以满怀忧思，忽东忽西、言行分离的多变印象。有人说他“善变”；有人说他侧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夹缝里，对高层斗争感同身受，常怀忧党之痛。一时发表真实的想法，而后又要与上边保持一致，所谓“变”者大抵由此而来。

　　胡乔木在他的位子上，曾经以满腔热忱，帮助沈从文、聂绀弩、温济泽等许多处境艰难的人，走出困境，博得赞誉。也曾与在文化理论界众望所归的周扬、王若水等人尖锐对立，反对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样敏感的理论问题。(155页)他是担心自己和别人会触犯禁区招来灾难，还是他内心长期形成的“左”的痼疾使然？李新所写《怀乔木》(未刊)中，说到1978年8月15日，他与黎澍随胡乔木同去中央党校途中，在车中黎澍很慎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李新插话:林彪不是说过吗？革革过命的命嘛。沉默许久，乔木似有所得，说道: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从来不提黎澍对这一思想的发明权(据李新手稿)。姑且不论发明权究竟属于谁，胡乔木公开批判谬说的理论勇气是值得称道的。1979年春，拙文《重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刊出后，黎澍说:乔木看过后说文章写得很好，只是末尾批评“两个凡是”论的一段文字不妥。编辑部同人多半认为那段文字不可缺少，恰与过分谨慎的“不妥”说成鲜明对照。识者以为，胡乔木身上有“士”与“仕”即书生与官员的双重色彩(156页)。书生的天真敏感，官员的养晦保身，都在他的言行中折射出来:时而大刀阔斧，时而谨小慎微，后者似乎多于前者。等到他退居二线，特别是他辞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共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陷于“左”的灾难时，他心底又不时掀起波澜。常念斯《忆乔木》一文，对胡乔木有褒有贬，所议相当公允。其中披露，乔木曾请戈宝权帮他查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扉页上引用“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话的出典。又曾为友人手书宋无名氏词:“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篓。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回首望霄汉，双泪坠清波。”书末附跋语:“词作者盖生于北、南宋之交，悲歌慷慨，一唱三叹。写后自己也深受感动。”(157页)词意隐晦，跋语幽深，究属何种心境，外人恐难探幽索隐，仅可意会而已。至于他晚年的思索，能否走出“士”与“仕”的藩篱，能否摆脱学术自由与斗争哲学之间的纠葛，能否厘清异化反异化、人道反人道的矛盾，能否诠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之间以及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愚钝如我者就更不敢置喙了。不过，我可以说:在走出重重围城之前，忧思者的心灵是不会安逸的。

　　(作者陈铁健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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