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叶圣陶先生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我同时担任叶圣陶副部长的秘书，一直工作在叶先生身边。

　　我与叶先生多年来朝夕相处，面聆教诲，身受熏陶。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下，我接受了读书、作文、处事的教育和训练，更重要的是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这跟他历来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教书育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言传身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认真”。认真读书(包括思考和实践)，认真作文，认真处事，认真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俯仰两无愧”的人，做一个新中国的合格公民，做一个人民政府的合格干部。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去看望“赋闲”在家的叶先生，他非常恳切地劝我，“你该同我划清界限”。我流着眼泪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我确信叶先生的某种思想不符合真理，那我会同这种思想划清界限。至于叶先生，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还会常来看您，面聆教诲。”叶先生听了也潸然泪下。看到五屉柜上叶师母的大幅遗像旁边，新摆一个小像框，里面装着60年代初期叶先生和我在青岛海滨的合影，知道叶先生还一直惦记着我。

　　1972年7月，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志奉调回京，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建工作。放下行李，我就去看望叶先生。劫后重逢，悲喜交集，叶先生照例“留饭”，一壶绍酒，低斟浅酌，畅叙契阔。因特殊时期造成的中断了几年的交往，从此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6年春节，我去看望叶先生时，转达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位领导的问候和希望题词的请求，并请叶先生给我也写一张，叶先生满口答应了。几天后，叶先生派人送来两张条幅，其中一张是送给我的一首五言诗：

　　畴昔共居诸 时时感起予

　　虽经分袂久 宁觉故情疏

　　过我开怀甚 倾谈把盏徐

　　喜君益精健 吾老未拘虚

　　明明是多年来他老人家给了我许多教益，却说我对他常有触发，把我比作孔子的得意门生商(子夏)。真教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时仅仅看作是叶先生的一种美德——谦逊。后来在研读叶先生的许多教育论著的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这是跟他的“教书育人”、“教学相长”的思想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

　　叶先生从当教师的第一天起，就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看作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他一再强调说：“这个朋友绝不是浮泛的称谓”，而是“开诚相与，情同手足”，“论情谊不亚于家人父子”。果然，他在小学教书做小学生的朋友，在中学教书做中学生的朋友，在大学教书做大学生的朋友。抗日战争期间，叶先生在武汉大学(当时已迁往四川)任教，学生经常到他家里去“闲谈”，“或涉诗文，或评世态”，“引喉而歌，间以笑语。”叶先生赋诗支持学生办壁报。

　　上世纪40年代，叶先生就撰文指出：教师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而不是单纯的“教书”，教师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教师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教师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教师一定不做。

　　叶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与叶先生多年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常有这样的事：他在酝酿一篇文稿的时候，要我谈谈我的零零碎碎的想法，我“童言无忌”，什么都说，他静静地听着，忽然有一句话“触发”了他的灵感，就说：“等等，这个意思很好，你说具体一点。”

　　有一年，我在农村锻炼数月回来，向他汇报收获的时候，讲天气与农业关系之大，讲自己思想认识变化之大。过去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如今时刻关注天气变化；过去在城里一下雨赶紧进屋躲雨，而今在农村狂风暴雨还去抢收晾在场上的麦子，雨水汗水把全身湿透，成了落汤鸡，甚至受凉感冒，也无怨无悔，庆幸粮食未受损失。叶先生忽然插话说，“你这个意思是可以写诗的。”果然，几天后叶先生写了题为《天气》一诗。这首诗收到至善主编的《叶圣陶诗词选注》，在“本事”中摘了叶先生的日记，提到“晓风前说一意，余谓可以作诗……今日无以为遣，即作此诗。”

　　这些都是“畴昔共居诸，时时感起予”的具体内容，绝不是泛泛的客套话。（史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