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杨振宁教授特别抽出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接受了媒体采访。采访中，杨教授一口乡音未改，地道的合肥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倍感亲切；谈及翁帆，他说能够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配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今结婚快3年了，一切都很好；谈到家乡合肥，他说这6年发展瞩目，今后还会有更高速的成长；谈到当年加入美国国籍，他表示“放弃中国国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希望百岁时能再来合肥

　　谈及今天的合肥与6年前他来时有什么变化时，杨振宁一个劲表示，变化太大，这6年成长的速度比以前同样长的时间要快很多。“我看了地图，现在合肥变得非常之大。在与孙书记聊天时了解到了合肥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他给我解释得很清楚。看这样子，我想以后6年还会有更高速的成长。”

　　当忆起儿时在合肥的光阴，杨振宁感慨：一个人到了80多岁，他不可能不对他整个一生的经历有些重新的回顾。杨振宁回忆，他出生的时候，合肥的落后是今天年轻的孩子们不能想象的，那时候，整个合肥只是在一个小圈里，两层楼的房子都是很少的，似乎都没有一个楼是三层的。

　　出生在四古巷的杨振宁，6岁离开合肥后，在1937年又搬回来在老油坊巷住了半年。杨振宁说，那时他叔叔家房子后面就是一条臭水沟，那个臭水沟从东城外面一直通到里面，而1971年第一次到新中国来访问时，合肥的这条臭水沟已经没有了。“那以后我又来了很多次，发现又有很多新变化，而最大的变化是最近6年，我想政府下了决定，大大地扩大了城区面积，所以现在向西边、向西南边、向东边都大大地扩大了。”

　　前几天一位领导邀请杨振宁到100岁时要再来合肥过生日，杨振宁表示，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我希望能活到100岁，到时一定再来合肥，那时若来了的话，相信与今天相比一定又有了更大的变化。他认为，这个变化也当然会是反映了整个中国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一层一层的，先是沿海，现在到了沿海里面的这一层。

　　“合肥土话”脱口而出

　　采访现场，当记者想让杨振宁用家乡话来介绍一下合肥时，杨教授毫不犹豫，一口地道的合肥土话脱口而出：“我很高兴又回到合肥来看看，合肥这六年来进步非常多，我想这是任何一个合肥人都会非常感兴趣的，相信合肥以后二三十年还是会大大地继续进步的。”

　　几句合肥调的半普通话一下子拉进了大家的距离，眼前的老人就像自家隔壁的大爷般亲切。据杨振宁教授回忆，当年，他父亲与母亲平常在家里讲的话，都是一个合肥乡音很重的普通话，尤其是他母亲到晚年，乡音变得更重。

　　“翁帆是上帝给我的最后一个礼物”

　　谈及翁帆，杨振宁说，与翁帆结婚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在他们2004年底结婚的时候，杨振宁跟他弟弟妹妹还有翁帆的父母、姐姐通信的时候，说“翁帆是上帝给我的最后一个礼物”。杨振宁表示，这个不是随便讲的，是他想了再说的。“我想一个年纪大的男人没有太太了普遍是很孤独的，那么我能够找到一个能彼此相爱的配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我们结婚已经快3年了，一切都很好。”

　　婚后这几年，翁帆陪着他到处跑来跑去，杨振宁说，幸亏现在身体还很行，各地希望他去演讲的很多，所以就跑得很多。据杨振宁介绍,他也经常去让大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身体的各个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都还相当正常。谈到翁帆的照顾，杨振宁笑着说，自己是不信中医补药的，而翁帆很相信，所以她会特别炖一些冬虫夏草给他吃，虽然在杨振宁看来，这些东西并没什么用处，但既然是爱人的心意还是吃了，而吃了以后他发现，最近这一年的各项指标都比前一年进步了。

　　全部的时间在国内工作

　　在中美学术交流上，杨振宁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提高国内的教育水平，加强内地大学与香港高校的交流。如今他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学，主要的工作都在清华大学。他说，在这两所大学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对科学史做了很多研究，做一些演讲，写一些文章。明年初，杨振宁还准备出一本新的文集，文集里面有一半的文章是关于物理学史的。

　　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杨振宁一直在做前沿物理研究，但在最前沿做研究就像冲锋陷阵一样，需要很快地吸收，有很多新的发现，杨振宁表示，现在年纪大了，就不再做一些前沿研究，但他把一些物理学上的研究整理出来，写了不少的文章。杨振宁说，他帮清华大学设立了两个基金会，捐了很多钱，现在有一千多万美元，在不同的投资公司，每年能达到15%的收益，这个对于清华大学研究中心的运转有很多的好处。同时，为了更好地提高国内教育水平，杨振宁这些年总是尽力帮助这两所大学引进最好的年轻教师，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质疑爱因斯坦”是误读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凭借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曾有报道说他们的理论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是对爱因斯坦的质疑。昨天，当杨振宁再次听到这一论断时，很肯定地说，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宇称不守恒或守恒理论都与爱因斯坦没有关系，不存在质疑。

　　杨振宁还回忆起他与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会面。杨振宁说，1949年他到普林斯顿后几年间，见过好几次爱因斯坦，但当时还主要是听爱因斯坦的演讲。直到有一天，他与李政道发表的一篇关于相变的理论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后来爱因斯坦就让他的助手来请他们俩过去谈谈，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当时交流了1个多小时，杨振宁说，由于爱因斯坦的英文中混杂着不少德文，加上当时见到了自己仰慕的大物理学家，非常紧张，所以爱因斯坦说的很多话都没能听懂，但这样的会面是人生一个重要的经验。

　　加入美国籍有复杂的背景

　　说起50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形，杨振宁说，当年和李政道一起获奖，在当天颁奖结束后的宴会上，他当时说了5分钟的话，至今记忆深刻：“今天在这个场合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产物，这两个文化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我为我中国文化的来源而骄傲，我知道我要继续为西方发源的近代科学致力于我将来的工作。”

　　对于当年他加入美国国籍，很多人一直表示不理解，杨振宁说，这不是当时他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每个人改换国籍都是一个很复杂的经历，对中国人更是如此。“放弃中国国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杨振宁说，他父亲是不肯接受他换国籍的事情。在杨振宁看来，他的父辈当时去美国读书的也很多，而99%都回来了，因为当时既没有留下来的观念，也没有留下来的可能。可到了他的那个时代，当时的学者在美国的环境不一样，正好发生了朝鲜战争，当时的美国总统就下了命令，中国的学者在美国获得理工博士学位的，不准回国，因为当时美国人是不想当时的中国发展科技的。

　　杨振宁说，很长的时期，他手上拿的都是国民党的护照，并不是改国籍。但后来都纷纷入了美国国籍，一个关键原因是在美国做学术研究工作要到世界各地开会、演讲，而手上持有的护照很不方便，所以1964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记者夏丽霞、马启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