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笔者在本版《简字不简单》一文中看到一幅天文学家高鲁先生与蔡元培、李公仆、陈光尧等名人的珍贵合影，心情激动。高鲁先生为中国天文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年是他130周年诞辰，笔者作为天文馆退休人员对其一向充满敬意。笔者第一次听到高鲁先生事迹是在1957年，那时他已去世10年，我正在北京天文馆学习天文学，陈遵妫馆长给我们讲现代中国天文学史，他以自己在高鲁领导下从事创建我国现代天文学的亲身感受，讲述了高鲁的爱国开创精神。

　　接管清政府的钦天监

　　高鲁是福建省长乐县人，1897年毕业于著名的福建马尾海军学堂，1905年被选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工科，获工科博士学位。他一直热爱天文学，特别是受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天文著作影响，他以自己深厚的数理基础投入到天文学研究领域。

　　高鲁是一位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者，1909年他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巴黎组织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34岁的高鲁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秘书兼内务部疆理司司长。1912年，民国政府迁都北京，教育部接管了当时清政府的钦天监(即现在的北京古观象台)，钦天监改名为中央观象台，高鲁被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任命为中央观象台台长。从此，高鲁就投身到创建我国现代天文事业之中。

　　原钦天监的主要任务就是观测天象和编制历书。

　　到20世纪初，国际天文学已有很大发展，仅就天体测量学来说，观测的设备和精度都已相当高了，而钦天监还靠古代的仪器观测，早已大大落后于时代。高鲁任台长后，对工作项目、设备和人员进行了全面改革。首先，建立历数、天文、气象和地磁四个研究方向，使中央观象台成为名副其实的观象机构，这就不仅改革了天文观测，同时还开创了我国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观测研究的先河。在专业人才方面，他聘请到精通数学并熟悉历算的常福元主管编历，聘请从比利时留学回国的蒋炳然主持气象工作。同时购置了多功能经纬仪并与常福元到野外测定北京的地理经纬度。

　　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建设，他广积贤才，多方宣传，唤起政府重视；积极组建中国天文学会，于1922年10月30日，在北京中央观象台举行成立大会。为了扩大天文学的影响，他请到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社会名人，马叙伦、蔡元培和陈嘉庚等都到会祝贺。这不仅是现代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现代中国科技史的一个新起点。当时，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学会。因此，当时一些非天文专业的科学家也参加了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的诞生就为我国天文界1935年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奠定了基础。

　　曾在北京西郊选台址

　　上世纪初叶，偌大的国土上没有中国人自己建起的现代天文台，反而1872年法国侵略者在上海建起徐家汇观象台，1900年又在上海佘山建起天文台，1898年，德国侵略者在青岛建起观象台。这些天文台都在外国人手中。这些现实激起高鲁的爱国热情，决心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天文台。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身为中国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竟未被邀请，反倒是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台长劳积勋神父被邀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高鲁深感这是中国人的耻辱。1915年，他提出要在北京创建大型天文台的计划，并将设计图样、文字说明和预算送交当局审批。然而，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谁会在意这种计划？就是在这种毫无依靠的情况下，他仍做着建台的准备。高鲁曾多次分别与常福元和蒋炳然到北京西郊山区进行台址勘测。蒋炳然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与高鲁先生同往选测建台地址，寒天冷夜，同宿于三家店旅舍。”

　　在北京建天文台的计划未成，可是高鲁决心创建天文台的决心并未泯灭。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设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高鲁任秘书。他开始积极筹划在南京建大型天文台。经过多方调查，他决定在紫金山第一峰——北高峰上建台。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高鲁被任命为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他请南京市工务局李宗侃工程师设计天文台建筑图。1928年8月，高鲁和他的助手陈遵妫、陈展云到紫金山第一峰测定这里的经纬度，结果为“东经118度49分，北纬32度02分”。

　　就在高鲁全力以赴筹建天文台之际，当时的国民政府下达通知，任命高鲁为中国驻法国公使。高鲁婉推不成，只得从命。他曾惋惜地说:“我是多么希望终身为祖国天文界效劳，把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国际上的荣誉发扬光大。”这样看来，他的建台筹划就要中断了。此时此刻，为了使建台工作继续进行并最终落成，最大的问题就是接替他的人选问题。他向蔡元培推荐时任厦门大学数理系主任的余青松教授。余青松，1897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县。1926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因对恒星光谱的研究成果卓著，已享誉国际天文学界。1927年回国在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2月，中央研究院特发公函聘请余青松任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正是余青松完成了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最终使命(天文台于1934年9月落成)。应该说，高鲁在选定接班人的关键问题上，伯乐识千里，又立下一功。

　　说服高堂过阳历七十大寿

　　高鲁先生为推动我国历法改革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历法是国家统一颁行的重要法令，我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历(即农历)，国际上广泛采用阳历(公历)。高鲁先生早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就曾专心

　　研究过中西历法，他独自主编出以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为岁首的历，取名“长春历”。1912年新年晚10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举行就职仪式，孙中山先生当场发布《改用阳历令》，以当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高鲁积极协助孙中山改历。高鲁和他最得力的合作者常福元在新历书中依照公历，按月编排，每日下面载昼夜长短，注明二十四节气和纪念日等，去除了以前迷信的内容，加入了天文知识普及，这是一大创新，他还以中央观象台台长的名义告知全国:中央观象台愿帮助每个人将生日的日期从农历换算成公历，无条件为国民服务，受到一些人的欢迎。

　　身为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就积极支持，他将自己的生日换算到公历，即为1867年1月17日。1924年是农历甲子年，这一年正逢高鲁母亲70寿辰，高鲁请求母亲将生日换算成公历日期过大寿，老太太欣然同意，并捐款作为天文学基金，以示对儿子推行公历的支持。

　　高鲁不仅有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同时还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完成了《图解天文学》、《中央观象台的过去与未来》、《二十八宿考》、《火星与地球》等多篇著作。他还是在我国最早传播爱因斯坦“相对论”理论的学者之一，1922年，他编译出版《相对论原理》一书，并亲自做科学演讲。1922年，他在法国期间，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

　　高鲁还是第一位把天象仪介绍到我国的学者，并推动在我国创建天文馆，为提高教育服务，他在1932年中国天文学会第九次年会作的学术报告就是《假天——假天就是一架天象仪》。1949年，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

　　弹劾顾祝同反遭降职

　　高鲁除呕心沥血创办我国现代天文事业外，还先后担任高级官职30余年，他身居高位，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在他的工作案几上有一块自刻“清白”二字的方形石章，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1932年6月，高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委，他身在官场，两袖清风，与贪污腐败的官员形成鲜明对照。1943年元旦，在福州各界人士纪念上海“一·二八”事变11周年大会上，高鲁发表了“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演说。1944年9月，福州沦陷，高鲁抱病撤退，在撤退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一些政府官员在逃跑中仍不忘欺压百姓，令他十分愤慨，就在国难当头之际，他致电重庆方面要求弹劾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奈何顾祝同是蒋介石的心腹，不久高鲁反遭免职降级处分。他一生廉洁，后来靠典当家中房屋和衣物度日。1947年6月26日，高鲁在福州病逝，享年70岁。家中身后萧条，竟无力成殓。高鲁先生经历的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乱的年代，国家和人民都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然而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以高度的爱国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品德和宗师的形象。

　　北京天文馆的科学顾问、老一代天文学家李鉴澄先生曾和我谈到高鲁先生，他说:“高鲁先生是在做官中开创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这句话很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转型社会之中，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是不可能开创事业的。身为学者，高鲁先生如此全面地开创了我国现代天文事业，成为一代宗师。(赵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