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平凹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翟泰丰的关心和鼓励饱含了感恩之情，也表明了《废都》出版之后的三四年里，贾平凹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有限的。

　　再看《废都》在文坛上引起的反响。为了慎重，我特地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查阅，得出的大致情况如下:《废都》于1993年6月出版，《当代作家评论》双月刊旋即在当年的第6期和次年的第1期给予了多篇积极的评价；《小说评论》亦在1994年进行了跟踪式的积极评述。只有《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过两三篇批评文章。后来，还有一些完全是学术化的探讨文章，其主要观点均列于李星和孙见喜所著的《贾平凹评传》中。至于那些小杂感式的议论，均见诸不是文学界有影响的刊物。更多的议论或批评，可能来自报纸媒体——而在那个时期，媒体的新闻资讯已较为发达，所谓新闻炒作，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这些并没有多少学理的炒作性文章，在一些出版社的商业诱惑中，迅速地以各种面貌结集成册。一般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当事人更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这样说，不是想苛责贾平凹过于胆小或心智不够强壮，更不是想说贾平凹对此表现得过于矫情，而是想通过这个事件的回顾，说明贾平凹在自身的创作历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雨，但并没有像他自己所不断强调的那样“从事写作是二十一年，文章总是毁誉不休”。事实上，看看莫言、李佩甫、韩少功、王跃文等等作家，也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类似际遇。就贾平凹的创作来说，他的确是个胜利者。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言，他的作品就曾多次获奖，为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90年代之后，文学逐步向市场化迈进，他的作品又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几乎每部小说都发行在十万甚至数十万册以上，一直到最近的《秦腔》。

　　所以，无论是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对于贾平凹来说，命运都是不错的。对于这样的命运，换了一般的人，可能除了得意，便是宽慰。但贾平凹依然如故地反复说“我这一生除了没杀人没偷人和坐牢，别的事都经历过”，“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除过坐牢)，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言外之意，他是历经了人世间的太多坎坷，这确实有点让人费解。更重要的是，贾平凹一生崇尚豁达，退让，隐忍，追求传统的儒道佛之真义，向往“青天一鹤见精神”的超然境界，渴望能“战胜自己”，走向“神形于虚”之大境界，但他又总是在一些小小的挫折面前显得“懦弱”不堪，诉说不已，面对一些人生的轻波微澜偏偏超脱不了，甚至说到“我搞创作以来，一直受到争议，一直受到批评。中国作协也不把我当主流作家来对待。中国作协不停地请人出国旅游，从来没有轮到我。”这种彼此冲突、相互抵牾的内心情状，在很大程度上负载了他的“悲苦人生说”之内涵，折射了他在自我超越上极为艰难的精神地质，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精神境界上的本质性飞跃。

　　二、农民意识中的现代愿景

　　在不停地诉说自己一生悲苦的同时，贾平凹还一直在极力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我是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但同时，他又充满了现代愿景，“这么多年，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给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必须加入现代，改变思维，才能用现代的语言来发掘我们文化中的矿藏。”我将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并不是说一个农民就不应该去追求现代意识，而是想突出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农民意识已“乌在了骨头里的”贾平凹，一直在试图建立自己所特独有的现代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现代意识的表达往往具有具象的、抽象的、意象的东西，更注意人的心理感受，讲究意味的形式，就需要去把握原始与现代的精神契合点，把握如何地去诠释传统。”“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这里，我不想讨论贾平凹的“现代意识”是否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发现，是否确立了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所具备的一些基本内涵，作为一种艺术“愿景”，这种现代意识在他的创作实践中的确有所表现。但这种表现，始终与他的农民意识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纠缠，以至于人们很难看清他的现代精神，常常将他归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家。

　　到目前为止，贾平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浮躁》之前的初期阶段，主要表达现实生活中某些显在问题，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保持着同步姿态；《浮躁》至《废都》之前的自我突破阶段，贾平凹开始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审美领地，尤其偏重于商州文化中奇人异事的传奇性表达；《废都》之后的社会“病相”叙事。如果着眼于贾平凹所说的“现代意识”来考察，我以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创作中，他已开始有所努力。特别是随着“寻根文学”大潮的兴起以及域外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大面积登陆，贾平凹开始积极地寻找自身的突破，并由此写出了一系列具有传奇特征的《美好的侏人》、《故里》、《马角》、《古堡》、《龙卷风》、《美穴地》、《五魁》、《白朗》等小说。应该说，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小说带着明显的寻根意识，但是，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却又很少将他归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究其因，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立足于“文化反思”的现代立场之上，没有真正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认真地“理一理我们的根”，而是将审美触角探入古老的商州文化中某些具有奇异质色的生活经验，包括奇风异俗、神秘景象以及乡间传说等，借助于文化的猎奇取代了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除了《黑氏》、《天狗》等作品在现实人伦上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质疑之外，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是土匪，要么是风水先生，故事离奇曲折，却缺少寻根文学所普遍尊崇的理性审视和文化隐喻意味，而且其叙述也是充满了某种迷恋式的审美情调。

　　这种迷恋式的叙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贾平凹农民意识的潜在规约。他说:“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饭菜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耐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同样也明白现代意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于是，在很多言谈中，他反复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经典性法则。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进化论法则。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自己深厚的“中学之体”，又如何将西学娴熟地化为“用”，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至少，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年的洋务重臣张之洞之所以抛出这样的言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也就是说，只有骨子里拥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农民意识)，只有在精神内部建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才有可能用“西学”来应对世事。但贾平凹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此点。他觉得“中学”和“西学”在文学创作中最终是同一种东西，即终极境界——“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这里，如果我们撇开宗教这一复杂问题，单就哲学来说，无论儒或道，与西方哲学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从胡适、钱穆到牟宗三都早有论及。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追究贾平凹在理性思考上的片面性，而是要说明贾平凹对现代意识的理解过于简单，以为在抽象的精神境界上进行一种综合，就会获得“中西通达”的精神品格。正因如此，在那篇他自己十分看重的《四十岁说》中，无论“中体”还是“西用”，他都想要，但都不清楚如何要，所以语焉不详，一片混沌，最后只好用禅语来进行自我消解。这正是一种农民式的狡猾思维之所在，犹如鲁迅笔下的阿Q，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便使出自己的杀手锏——精神胜利法。如果我们将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农民意识的主要载体，城市文化作为现代意识的关键符号，那么，贾平凹内心的矛盾和分裂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乡村曾经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心神苦累。两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搅在其中，又怯懦而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救吧。”无论是“呼喊”还是“自救”，就贾平凹本身的创作实践来说，乡土文化的制约要远远大于其现代意识的觉醒。所以，他的很多作品一旦将叙事背景放到了商州，放到了真正底层的乡村社会，其叙述话语便显得安宁、自由甚至放纵；而一旦进入城市，则充满了焦灼、迷惘甚至是怨怼。无论是《土门》、《白夜》，还是《废都》、《高老庄》，其中的城与乡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价值系统中。在这些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精神只要出了问题，其原委都是来自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就像《土门》中所说的那样，“人为什么生病？”就是因为“离开了土地和地气”；《高老庄》里的大学教授子路回到故乡，试图通过现代思维来解决一些乡村冲突，结果不但一败涂地，而且还弄得夫妻反目。即使是像《秦腔》这样纯粹的乡土小说，也是充满了今与昔的对抗，并且是今不如昔。

　　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它的往日，这是贾平凹后期小说一直贯穿的价值主题。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在本质上凸现了贾平凹那种带有“狭隘和小小的狡猾”的农民意识，使他从骨子里永远对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甚至是排斥。譬如，他能够意识到创作与现实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磨擦，当然不是和政府，而是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一种磨擦，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把你弄得手足无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这样，好像也不行。”按理，贾平凹如果具有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如果深知现代社会同样充满了各种悖论性的存在，那么，对于这种紧张感他也许并不会产生太多的矛盾心理。但是，如果循着他那“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以前，甚至人不如其它动物”的价值链来省察，我们便会发现，他的这种怀疑和拒绝并非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手段就是向远古和自然皈依——当然，说得好听一点，这叫回归自然，回归本源，就像《土门》中的“我”最后回归到母亲的子宫里，只有那里才是真正的家园，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神禾源”。而这，恰恰是贾平凹农民意识的痼疾之所在。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作家必须对各种充满悖谬的现代社会做出有效的思考，更不能要求他们必须对人类的现代生存困境提供有效的出路，但是，面对这种焦灼和困境，作家有责任在揭示和呈现它们的同时，行使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拯救义务，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不敢说贾平凹对文明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但是，他的“返古式”价值倾向，的确没有给我们展示一种积极的救赎意愿，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现代意识，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现代愿景”，而没有深入到现代精神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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