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作家。本文以贾平凹作为个案，通过创作主体内部的心理分析和具体创作的印证，分别阐释了贾平凹的“精神悲苦说”，农民意识与现代意愿之间的纠缠，以及价值取向上的种种“误区”。虽属一家之言，但文章所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我们当前文学批评值得倡导的。

　　对于中国文坛来说，贾平凹是一个奇异而又复杂的存在。他的创作，几乎集中了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并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作家们所共有的矛盾，同时，又隐含了他个人在艺术超越上所出现的某些耐人寻味的困顿。

　　一、悲苦背后的精神质色

　　贾平凹曾反复强调，自己这一辈子，除了没有坐过牢，“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其言辞之中，饱含着浓烈的凄苦与沧桑。那么，细察他的人生历程，是否果真如此？

　　贾平凹，1952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在省城西安至今，历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长安》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以及《美文》杂志社主编等职。

　　纵观贾平凹的生活经历，有两次较大的打击对他的人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一是1970年贾平凹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开除了公职，“家庭由小康人家变得一贫如洗”。二是1984年患上乙肝，断断续续治疗多年方得痊愈，有一次甚至“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这两次打击，曾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章、访谈或后记中谈起，甚至广涉世态之炎凉。但是，我觉得，这种打击或伤害的深度仍然是可以考量的。一是在他的父亲被开除公职的第三年，他就被幸运地推荐到西北大学读书——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形，被推荐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政审上极为严格，贾平凹能进入大学，至少说明父亲的命运并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二是漫长的乙肝虽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有几次让他死里逃生，但从他此后庞大的创作数量来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制约。如果将他与莫言、韩少功、路遥、陈忠实、史铁生等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生活经历而言，贾平凹并没有更醒目更尖锐的苦难史。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很少频繁地提及自己的悲苦，惟独贾平凹却一直认为:“吾一生是孤独悲苦，吾一生也是清静自在。”那么，“吾一生是孤独悲苦”这句话，是他有些夸大其辞的自我言说，还是这悲苦中存有另外的“深义”？

　　我相信还有另外的“深义”。因为同他的“悲苦人生说”一样，不断地被他频繁提及的，还有他的作品一直饱受争议，毁誉不休。“从我20岁开始写东西，一直争议到50多岁。”在这些争议中，赞誉他倒说得不多，而一些相关的批评，却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章或访谈中愤懑而又幽怨地提及。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批评与他的“悲苦人生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审察的眼光转向他的创作历程。

　　贾平凹的真正创作从1978年开始。在《废都》出版之前，他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曾获得过一次全国短篇小说奖(《满月儿》)、一次全国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一次全国散文奖(《爱的踪迹》)、一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至于各种杂志社和省市文学奖，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只有80年代初期的一些中短篇(如《二月杏》等)受到过当时文坛的争鸣或批评，但辐射面非常有限，且那时被争鸣的作品也非常多。这样的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但也属于凤毛麟角。至少，主流意识给予了其作品充分的认可；至少，他对此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问题可能出在1993年《废都》的遭禁事件。我一直无法理解，贾平凹究竟出于一种怎样的审美意图，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些空格代替叙事，并在宣传上将这部小说与《金瓶梅》勾连在一起，以至于该书出版不久，便遭到质疑和禁售。十余年来，他每每提及《废都》事件，都充满了感伤和愤懑，甚至还写了一幅“默雷止谤，转毁为缘”的条幅挂在书房里自我抚慰。“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法让别人走近。”《废都》出版之后，“这十年里我的窘境却只有我受了”。“《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

　　贾平凹之所以对《废都》事件耿耿于怀，可能并不在于他企盼此书能够获得再版，而是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有两个方面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是有媒体将他由一个干净的作家演绎成一个流氓作家，认为其中男权主义思想过重，性描写过于泛滥，特别是将小说中的庄之蝶当成了他的个人自传，“在《废都》以前，我在文坛上属于比较干净的人和纯洁的作家，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阴暗的人和流氓作家”；二是有些批评超出了文学范畴，逐渐向政治上靠近，有些上纲上线的倾向——而这，是贾平凹最为恐惧的事。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贾平凹所忧怨的“谤”和“毁”。

　　现在，重新来审度这一事件的大致过程，我们会发现，事实远没有贾平凹自己所强调的那么严重。先看政治上的压力。贾平凹所愤怒的“上纲上线”，从他自己所提供的例证来看，仅仅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检举信，即“陕西一位老作家给中央写信，说诲淫诲盗，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让一些人签名，因没人签名，那信才没寄出”。而客观上的情况，就我们目前所查证到的，只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于1994年1月20日下达的《关于收缴〈废都〉一书通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陕西省内的有关部门，主要是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积极地安排他到江苏浙江等地深入生活，并没有给他在政治上进行明确而严厉的定性。这一点，从贾平凹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之间的个人通信中可以看出。1995年12月12日，贾平凹在给翟泰丰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上次在京得以接见，留下深刻印象，您对我的关怀和指导，将终生难以忘怀。后经张锲同志通知，得知您及部里别的领导决定我去华西村生活一事，更感激您的关怀和鼓励支持之情。……我不会辜负领导的，并在此真诚地感谢您！”(《翟泰丰文集》第4卷，第110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下面三处引文均见《翟泰丰文集》第4卷。)1995年12月21日，翟泰丰在给贾平凹的回信中，有关《废都》的评述是这样的:“老实说，你的《废都》的确不是成功之作，内中明显模仿《金》作之处甚多，且又多不成功，特别是性的描写过分了，方块(□)这一‘创造’实不高明。对人物内心描写，也有败笔。这不足为奇，老君爷还被孙悟空偷去金丹呢，何况人乎？问题是一定要吸取教训。”尽管我们不清楚翟泰丰接见贾平凹时谈了些什么，但是从贾平凹的信来看，主要是“关怀和指导”而没有“批评”；而翟泰丰在信中也主要是强调《废都》乃不成功之作，且“不足为奇”，不仅没有给他政治上施以压力，而且多有宽慰之语。更重要的是，翟泰丰此后还不断地给他以鼓励，如1996年2月18日和1996年4月23日，翟泰丰分别致信贾平凹均以鼓励和肯定为主，“我在你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我国古籍大著之长，特别是明清间作品之痕迹，看到文学大家之文采，看到希望。”因为有了这些关键人物的关键评价，可以想像，贾平凹并没有必要因此而负上特别沉重的政治包袱。事实也是如此。1997年4月16日，贾平凹在致翟泰丰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心境:

　　……在我困难的日子里，您在关心着我，帮助着我，古人讲，树有色容鸟亦知，我是知色容之恩的。但有人以此来为难您，这令我不安，惟一让我不安！这些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时间去作答复吧。

　　在我向您问候病情的时候，我却说了这些话，实在不妥，但又想，实话说了是中听的，我以一个年轻的朋友的身份，对您说这些心中实情，您也会高兴的，而高兴对身体是有益无害的。我不能为您做任何事情，我在此惟一能做的是向您问候，盼您早日康复！现在我在此为您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让上天听到，让风能传到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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