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

　　我六岁那年上了小学，报过名后，高高兴兴地抱着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回家。那时平凹只有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刚进大门，看见平凹光着身子在台阶下挖土玩，平凹看见我后很激动地喊：“我还要念书哩！”一年后，平凹也步入了学校。

　　在四年级后半学期，学校里准备排练一出剧，选演员，其中有一个小角色，只有一句台词：“我要我妈。”但这个角色要求做到不怯场，而且动作要逼真大方，在全校三、四年级四个班中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平凹不负众望。

　　平凹今天成为著名作家，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从小受到了艰苦耐劳的父辈们的影响，知难而进，不轻言放弃。上学时，平凹虽然人小，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们的劳动课几乎都是到河边去抬石头，用来填学校前的大坑。平凹人小，但每次扛的石头却不小。

　　平凹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思考，对发生的事能分析、琢磨，他身上经常装一个小本子，碰到新鲜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语他都要记下来，积少成多，最终成了大文豪。他平时除了拾柴、打猪草外，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书，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平凹爱看书这是大家公认的，“两鼻子流着鼻涕，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书，人经过旁边他头都不抬。”

　　1964年，初中开始报考，我和平凹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背一起写，两个人都较着劲。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录取通知书双双拿到。我们家离要上学的丹凤县第二中有七八公里。平凹在全班56名学生中是“双小”，即个子小，年龄又小，坐在第一排。那时带的干粮，因为粮食少，馍吃不饱时，就吃红苕。红苕吃多了胃酸，很难受。平凹的小说《秦腔》出版后，有一次回老家拍纪录片，大家饿了，我说去拿些红苕吃，平凹赶忙摇了摇手说：“还吃红苕呢，都把胃吃坏了！”

　　在班里，作文写得好的就数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较顽皮，爱开玩笑，也喜欢给人起外号，我开始给平凹起了一个外号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却油多，意指平凹人小却学习很好，后来又给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撮毛”，因为他的头发留得长，写作业时总是有一撮毛挡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我和平凹只好回家。当年我16岁，平凹15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但命运把我们推向了另一种状态。“文革”中，平凹比我多一份更加难以说清的痛苦，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定为胡宗南的特务，被开除回家。教了半辈子书的文化人，一下子回家当农民，而且还要经常受批斗，每次批斗都要被五花大绑，细麻勒进胳膊肉里，疼痛不堪，而年幼的平凹只有更加卖力地埋头劳动。

　　偷着砍树，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生产队养了几十头牛，草料都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去割。每次去割草前，我妈和姨(平凹的母亲)分别给我和平凹烙一个碗口大的饼子，割完草饿了吃。但我们顶不住饥饿的折磨，在去割草的路上边走边吃，还未到割草的地方，饼子就吃完了。平凹背的是一个大口的背笼，比人还高，走起路来只见背笼不见人。

　　割草时为了完成规定的重量我们经常耍小聪明，比如连草根带土装进笼里，叫“就地围”，或者过河时特意走深水，让水把草泡湿了，偶尔也在背笼里放石头。

　　我们农业队队长的儿子叫信用。有一次，我们一帮娃们被派去挖地，大中午天气很热，有人建议，说选一个小队长，专门监督大家劳动，谁选上了就可以不干活。平凹很机灵，大声说那就选信用，大家也一致通过。信用当了我们的小队长后，平凹也被特许可以不干活，在大树下休息。

　　棣花街靠近河道，1957年的那场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河水退去后，全大队组织男女劳动力清理河床，并组织人力开山炸石，重修河坝。可当时最大的石头要48人抬，石头在河南边，要抬到北边，队长根据石头的大小来打工分，并把工分写在石头上。大人们抬大的，挣的工分多，我们一帮小家伙咋办？平凹出主意，咱们把工分改一下，比如2和3都可以改成8。结果就由平凹执笔，为大家混了不少工分。

　　那个年月是用柴烧的土坑取暖，柴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五郎沟去砍。有一次平凹去砍柴，因为没有表，平凹看着天快亮了，就起来去砍柴了。等砍柴回来时，天才麻麻亮。由此估计，他可能是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去砍柴了。

　　南沟在棣花街正南，南沟有镢头把粗的树林，南沟的人发现自己家的树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坟还难过、心疼。而一些人为了砍一些烧起来耐实的柴火，总是趁树林的主人不在时偷着去砍。南沟有一人名叫虎，我叫大大(叔叔)，虽说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较远，平日里很少来往，我长得啥模样他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去偷着砍我虎大大家的树，结果正好被虎大大发现：“谁砍树！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镰刀留下！”

　　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我是40岁后才改名叫刘高兴的。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赶快回去吧，多装点柴。”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有人说平凹吝啬，即使当了大作家，挣了大钱了还很小气，作为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我能理解他的心境，环境造就人。

　　同在西安城，但已经很少来往

　　农村里经常有一些招工，但这始终轮不到我和平凹，每次招工，不是队长的儿子，就是支书的女儿。我们这些没有关系的人只能去当兵，我连续三年报名当兵，前两次都没通过，直到1970年冬天，我才被选上。我当兵的第二年，平凹给我写信说，他被推荐到西安上了西北大学。

　　平凹在农村干活的时候，曾有人给他说过媳妇，当时平凹在修水库，介绍人有意安排在平凹家和那个女子见面。事后，那女子的母亲说，平凹个子不高，穿的衣服也不太整齐，最后就没有消息了。后来我才知道，平凹对那次见面也不太积极，当时平凹暗恋着一起修水库的一位女子，但后来也没有能进一步发展。

　　家里还曾为平凹说来一门亲事。有一年过中秋节，平凹的母亲让他去未来的丈人家送节礼，平凹坚持不去，并且和母亲说得吵起来，当时平凹正吃着饭，手里端着米汤煮红薯，一气之下翻碗摔在了堂屋的地上，提着衣服包包就出门了，当天就到丹凤。平凹的父亲认为平凹大逆不道，非常生气，叫人守在路边，把凡是经过的班车都搜查一遍，如果发现平凹就收拾一顿。结果平凹用短大衣把头包严，趴在椅子背上假装睡觉逃过了被处罚的一劫。

　　大约十年前，我也来到了西安，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两年前的一天，平凹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并请我吃了一顿饭，后来又和我在茶馆里聊了大半天。直到今年我才知道，他是在以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次见面之后，我找过平凹几次，但都没有见到他的人。一次他的爱人在家，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了一下，她立即把我让进屋里，递烟倒茶，很是热情。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丈母娘和小女儿在家，我说借用孩子的笔给平凹留个言，但那小家伙直喊我拿了她的笔，又哭又闹，我干脆想算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发现平凹家的楼道口，已经安上了铁门，进门要按了密码才能进去，我只好望而止步了。(摘自《文化周刊》2007年第43期刘高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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