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后记中提到“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小说写完了，你觉得触摸到了什么脉搏？

　　贾平凹：当一切似乎都呈现着盛世的景象时，还有另一种人生。

　　南都周刊：读《高兴》时，感觉刘高兴不是个普通的农民。他读过《红楼梦》，还有吹箫的闲情逸致，遇事冷静，自诩是“鸟中凤凰，鱼中鲸”，有点孤傲。

　　贾平凹：现在谈新农民形象，一般总是指乡镇企业家，或某些带领村民一起致富者等，这当然是新农民形象，但刘高兴这样的一种新农民形象，他们有文化，有智慧，只是生在乡下而已，面对城市他们有想法，这些想法当然和农民惯有的一些落后的因素搅在一起，但他们已区别了传统的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农民的概念。

　　南都周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五富。在塑造五富时，你是怎么考虑的？刘高兴和五富，是否分别代表着新旧农民？

　　贾平凹：五富这个形象是传统的我们习惯认知的那种农民。许多读者对五富熟悉，认为写得生动，其实不是我写得生动，是读者习惯了这种农民形象。

　　南都周刊：拾荒者刘高兴爱上了高级妓女孟夷纯，但是孟夷纯正式出场却是在小说的第二十七回了，姗姗来迟，无疾而终，这些是否意味着爱情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奢侈？

　　贾平凹：可以这么理解。这本书不是写爱情的，是写刘高兴、五富、黄八三四个男人的故事。孟夷纯只是刘高兴在城中的一个故事，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进城农民的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他们是人，但又无可奈何，这是个问题。孟夷纯是妓女，农民工只能和妓女有些来往，而城市中的妓女又多是乡下进城的少女。这些问题想想，就让我觉得特悲凉。

　　南都周刊：小说中，有好些地方让人读着读着就心情沉重了。比如五富死前躺病床上吃鱼翅，吃着吃着便死了。你写到这里时是什么心情？这样的情节安排有什么特别寓意吗？

　　贾平凹：当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细节时，心很凉很苦的。书名叫“高兴”，其实怎么高兴得起来呢？刘高兴把名字改成了高兴，我又在书上尽力写出一种温暖感，其实寄托了我的人生的苍凉感。

　　南都周刊：但书中有多处描写刘高兴和他的拾破烂的朋友生活的惬意，比如一天下来赚了20元，便觉得今天赚够了；用牙签戳点豆腐乳放在嘴里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贾平凹：越写他们的惬意，越写他们的快乐，我心里越沉重。你注意到了吗，我在写他们最苦难的时候，景色都写得明亮和光鲜，寻找一种反差，而且控制着节奏，沉着气。冬天里一切都濒于死亡，但树叶的色彩却最鲜艳啊。要不动声色地写。

　　南都周刊：刘高兴通过自己卖掉的一只肾不断地臆想出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亲近，并宣扬“我活该要做西安人”。你觉得他能实现吗？

　　贾平凹：刘高兴曾认定(城里人)韦达的肾就是他卖的肾，但后来发现韦达换的是肝，他几度失落，这里有一种暗示：刘高兴是无法融入进这个城市的。刘高兴能不能在城里继续下去，我也无法说清楚，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吧。刘高兴的命运，也就是农民工的命运，其实早已决定了的。

　　南都周刊：在后记里你很担心“自己在作品里替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为什么想保持中立？

　　贾平凹：我平日对城市生活这样不满那样不满，但我已离不开城市生活，每每想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我成了什么。我初到城里，也是各方面不自在，我的农民意识很浓，我在城中的几十年也是摆脱农民身份的几十年啊，我不能再像农民工那样呀。当你从历史的角度，从大局观来看问题，那些农民观念就会逐步消解。我现在是作家，写东西当然不能站在农民的角度看这个城市这个社会了。这不是什么中立的姿态，政治家可以为某一阶层说话，作家应透过这一层看人性的东西。当然，书中我对农民工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心，所以尽力去写一种温暖来。

　　《高兴》比《秦腔》要好读

　　南都周刊：《高兴》是你的第十三部长篇，有人说《秦腔》反响平平，你通过新作《高兴》重整旗鼓的决心很明显，是这样的吗？

　　贾平凹：《秦腔》其实反响强烈，仅评论集就四十多万字，且先后获得过六项较重要的奖。但《秦腔》确实有人反映难读，这是此书无情节人物多的缘故造成的。《秦腔》比较厚实，《高兴》比较单一，算是小制作吧，但在情节简单而人物又少的情况下我考验我能不能写得生动鲜活《高兴》在写法上比《秦腔》是好读，一般人读得容易。

　　南都周刊：书中共穿插了你的八幅画，包括《抱鱼者说》、《骑鱼钓鱼》、《自由与仇恨》等，这些画与小说的内容有无呼应之意？

　　贾平凹：八幅画其实与内容无关，是我将那时所画的几张画随便寄给出版社的，但这些画确实是我在写《高兴》时画的。我写作之余喜欢画画，有许多想法文字无法表达了就画画，当然许多画又表达不清了就再写。

　　南都周刊：据说你的下一部作品将是关于文革的。

　　贾平凹：是啊，但还在酝酿中，还没眉目，这得好好准备呀。

　　南都周刊：你在西安生活这么多年，就没想过写写市民的生活？

　　贾平凹：其实是写过的，但写得不多，恐怕以后会写的。

　　南都周刊：新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

　　贾平凹：我的兴趣永远在写作上。当省作协主席有其职务责任，但我想我不会荒芜写作的，如果放弃写作，那还叫什么作协主席，那我也就不当了。

　　南都周刊：如今读者对文学界非常不满，批评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

　　贾平凹：我觉得中国作家还是要关注社会，这是国情，也正是国家大变革时期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西方国家发展相对稳定了，社会问题不是很多，作家自然关心人的问题，中国在大发展中，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搅在一起，所以要想关注到人的问题当然要写社会问题，在中国的当下，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热情，纯粹写人本身的问题也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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