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现在是作家，写东西当然不能站在农民的角度看这个城市这个社会了。这不是什么中立的姿态，政治家可以为某一阶层说话，作家应透过这一层看人性的东西。

　　南都周刊记者 罗小艳

　　贾平凹简历

　　原名贾平娃，1952年出生，陕西丹凤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今年9月，贾平凹的新书《高兴》面世，几乎同时，他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高兴》是继2005年《秦腔》之后又一本关于失地农民工的长篇小说，与前一次关注农民离开土地的乡村变化不同的是，这一次写的是进城农民工的故事。主人公刘高兴在生活中有原型，是贾平凹一块长大的同学兼老乡。“文革”中两人一起从初中辍学回乡务农，后来刘高兴去当兵，老贾上了大学。再后来，老贾成了大作家，刘高兴在家喂猪，也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后来进城拾起了破烂。

　　这是一本被贾平凹自称为迄今为止写得最吃力的小说。全书25万字，苦写三载，五易其稿，不用电脑的老贾说自己已写坏了手指，但是面对记者提出的二十几个问题，这一次他依然坚持了笔答的方式。因此，记者失去了倾听大作家贾平凹浓厚乡音的机会，却意外收获了老贾长达八页的亲笔回复，他的字可是能卖钱的，其中还附有一张简函，“回答得不好，望谅，但我蛮认真的”，不禁莞尔，为老贾的谦逊，更为“蛮认真”的意趣。

　　写作是为安抚我的灵魂

　　南都周刊：书稿原来的名字是《城市生活》，后改为现在的《高兴》，出于什么原因？

　　贾平凹：《城市生活》这个名太一般，后来就改了，先改成《刘高兴》，又觉得用人名也太局限，就再改为《高兴》了。既是主人公名，还有了别的含义。我喜欢书名为两个字。

　　南都周刊：从后记中我知道，你曾在父亲的坟前流着泪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我总算写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愿？

　　贾平凹：我每次回故乡都感慨万千，每次回去肯定去父亲坟上烧纸祭奠，我写的《秦腔》、《高兴》都是农民的事，愿意给父亲唠叨。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关注农村的状况，那里的任何事情都让我牵挂。

　　南都周刊：那从《秦腔》到《高兴》，关于农民，你觉得想说的话都说了吗？

　　贾平凹：是的，我把我感知的东西写了出来，我觉得心里宽松了许多。我是个作家，我能做的只是把我能感知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可能会安抚我的灵魂。一个作家需要关注社会，但作品并不是要为某一个阶层去说话，最重要的是写人，写人的本身，中国的许多人事是绞缠在一起的，要写人的本身又不能剥离社会问题。所以，似乎我一直在写现实生活，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人的问题。

　　南都周刊：这部小说写得很不顺利，前后五易其稿，问题出在哪里？

　　贾平凹：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农民进城后面对城市有许多偏见，而我也有许多偏见，究其实是农民意识在作祟，当我也在同情进城农民又和他们一样发泄种种不满时，我发现我写的不对。二是叙述的角度，我先是以第三人称写，后来变成第一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可以自由得多，能更好写出刘高兴的精神状态。

　　南都周刊：为了写《高兴》，你前后去了几次西安南郊城乡结合部的村子？给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贾平凹：去了四五次吧，而结识的人来往就多了，说不清了。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生存环境太差，再是接触之后，他们大多是那么质朴，心思又那么丰富，他们完全靠一种心性在生活，没有这种刘高兴式的心性，那是难以在城市里生活下去的。同时我感到像我这样的大多数人是那么麻木，我们太缺乏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我们其实在偏见地生活着。

　　营造温暖是为寄托人生的苍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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