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惊动苏方
建国前后,周总理和毛主席一样在中央首长中是最忙最累的。在某方面,尤其是统战、行政、外交等方面总理更忙,因为这是他具体负责的工作。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甚至累得流鼻血。
1949年3月,中央机关进北平暂住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城里、山上两头忙,常常夜里主席在住处召开书记处会。17日晚上正开着会,毛主席有点惊慌地说:“恩来,你的鼻子流血了。”
大家一下子把目光都聚到周恩来的鼻子上。这时周恩来下意识地捏住鼻子,说:“拿毛巾!”我当时值班,听说周副主席鼻子流血了,马上跑进会议室,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毛主席拍了我一下,说:“还不快找医生去!”我以为应先止住血,便马上拿来湿毛巾送给周副主席,但毛主席却埋怨地说我:“赶快找人去!”当时门诊所在山下,要走一段路程,我怕救不了急。这时周副主席的卫士成元功也进来了,他并不像我们那么慌张,他说:“不要紧。”说着把酒精棉递上去。
“这有什么用?”毛主席生气地说。
“主席,周副主席老流鼻血,都是这样处理的。”成元功解释说。
“为什么不早报告?”毛主席一边来到周副主席身边,并用湿毛巾轻轻放在周副主席的额头。其他首长也都来到周副主席身边,那种情景是很感人的。
事后毛主席找了傅连暲,让他从医疗角度多关心中央领导的身体健康。他还批评了汪东兴,说不掌握领导同志的身体情况,这是官僚主义。汪东兴又教训了成元功一顿。成元功仍然不服气地说:“周副主席有话,不让我说,我怎么办?”
谁的责任都不好追究,只好不了了之。
根据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带一个庞大的谈判队伍于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开始苏方为周总理等人另安排了宾馆。主席深知总理肩上的重担,为了避免周总理两头跑,为了研究工作方便,还是让周总理搬到毛主席住的别墅的二楼。
1月28日,毛主席、总理、王稼祥大使、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一边吃饭,一边听总理汇报与苏方谈判的情况。
没想到进行到中间总理的鼻子又出血了。这次毛主席有了经验,马上喊警卫来帮忙,我也马上拿来了湿毛巾,又告诉何谦取酒精棉。何谦更不着慌,他说总理口袋里就有酒精棉。毛主席见何谦不着急的样子生了气,他说:“总理流鼻血,还不赶快拿出酒精棉!”
何谦说:“最近总理好几次流鼻血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毛主席更生气了。王稼祥马上解释道:“总理这些日子太累了。”毛主席还没有消气,他大声说:“打电话,赶快让朱仲丽来。”叶子龙马上去挂电话请朱仲丽。
总理稍稍有所缓解后,毛主席又提出是否请苏方医生来给总理治病。周总理马上说:“千万不要惊动苏方。”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事情就大了。”王稼祥也说。毛主席听王稼祥这么一说,也不说别的了。
王大使说得有道理,一是怕给苏方增加麻烦;二是因为周总理是谈判的主角,如果周总理病了,让苏方知道了必然会影响谈判进程。
最后,还是朱仲丽负责此事,让她每天来为周总理治病。毛主席指示朱仲丽在谈判期间,绝不能让总理病倒!
在毛主席关怀下,经朱仲丽精心治疗和大家的照顾下,周总理在谈判期间再没有流鼻血,更没有倒下,胜利地完成了谈判任务。
“什么时候不打疲劳战?”
1950年末。这段时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一个多月,胜负未见分晓,毛岸英又刚刚牺牲。为让毛主席减轻负担,平稳情绪,同时完成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之事,中央决定让毛主席到石家庄休息一段时间。
这个决定也是周总理的想法。他也深知毛主席休息便意味着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要做更多的工作。但这个决心必须下。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困难重重,百业待兴,政权需要巩固,对外还正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隔海对峙、并与美帝国主义打仗。这些工作主要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头上,周总理深知必须加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与毛主席谈话时又流了鼻血。经历了几次,毛主席知道怎样处理这种事了。他叫我和成元功赶快拿酒精棉和湿毛巾,很快止住了血。两人继续谈话。他们俩交换内政、外交、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和下步我们的政策。因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毛主席无法离开北京到石家庄,周总理也无法开展工作。
几个月后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两位战友又相聚长谈。这次交谈我们没发现周总理流鼻血,却见他瘦多了。我们不由得一阵心酸。毛主席特别关切地问这段时间是否又流鼻血了?周总理风趣地说:“我现在已摸到规律了,当可能流鼻血时我就增加一点睡眠休息,果真有效!”
毛主席也风趣地说:“我们什么时候不打疲劳战了呢?”
其实当时总理是硬挺,毛主席回北京没多长时间他就累倒了。
毛主席从内心感谢勇挑重担,不辞辛劳的好战友。他与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强迫周总理休息。周总理不得已,只好到大连休息了一段时间。(摘自《领袖身边十三年》李家骥回忆 杨庆旺执笔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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