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是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学造诣很高。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同为思想家，毛泽东与鲁迅看问题都很深刻，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毛泽东更多地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上，而鲁迅则定位在思想家的位置上。他们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毛泽东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敬仰之情，他多次表明：“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互相神交：毛泽东与鲁迅

　　鲁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1932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陈赓讲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临时中央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并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处境艰难。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毛泽东专门拜访了他。毛泽东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一天晚上，毛泽东再次约见冯雪峰。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说：“我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我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这部书。”毛泽东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冯雪峰接着反映，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冯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鲁迅的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正由于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鲁迅，称赞“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决定：一、在全苏区内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10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还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有关禁止他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毛泽东对鲁迅的尊敬与热爱，还体现在他对鲁迅的学生的关怀上。1938年春，毛泽东从前来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鲁迅的弟子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便亲自到招待所探望萧军，还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后，由于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曾一度萌生离开延安的念头。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又一次挽留他，与他促膝长谈，帮助他解开心头疙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10次写信给他，多次接他到杨家岭谈话。1945年11月，萧军赴东北工作前夕，毛泽东又两次接见他，与他亲切交谈，期盼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邀请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挥手告别。毛泽东对萧军的关怀，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影响了萧军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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