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叹服:“只要触角所及,饶宗颐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饶宗颐的谈话,昭示了这位饱学之士对“国本”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他在1959年出版的甲骨文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为一辙的主张,认为“史”是事实的原本,“经”是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由“史”到“经”就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国古人既研史、更读经,是因为经是史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性,因而更有指导意义。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经学,所以他对我们民族的古经史深怀难以表达的敬意,研究国学不能亵渎“国本”,要爱惜、敬重“古义”,顺着中国文化的经络本义阐发经史。

　　1982年,饶宗颐提出从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至2003年归纳为: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研究;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学术界普遍认同这是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前进。饶先生就是在甲骨文中考证出江水之神“帝江”、长江上游的“邛方”,解决殷商统治范围等等问题。

　　《周易》,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饶宗颐将其视同东方的《圣经》。1974年轰动世界的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周易》抄本,立即引起饶宗颐关注,几年后争取观摩了帛书的影印照片,回港后凭着1974年7月《文物》上仅仅发表的一页抄本的图版,写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一文,提出六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指出马王堆帛书本的卦序与后世通行本的卦序不同,以“乾”为首,继之以“艮”(通行本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将其与“京氏易”八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排序比较,认为马王堆写本开其先河,而通行本卦序与同时代燕人韩婴所传相同,与帛书本出于不同传本;又将帛书本与汉代“中古文本”相比较,认为二者相近,充分肯定了帛书本的文献价值;还将帛书本《周易》与西汉初年长沙王傅贾谊的《新书》中易说相比较,认为“墓中《易经》写本适当贾谊时代,谊在长沙所见之《易经》及传,当为此类,其时《系辞》与《说卦》尚未离析也”。这些至今都是不刊之论。

　　1992年9月马王堆发掘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全文发表了《刑德》乙篇,饶宗颐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写出《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一文,不但对帛书《刑德》九宫图进行了复原研究,而且对该图中所列诸神名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考证位于四仲的四方神名:“东方木,其神大皋,西方金,其神大皋,西方的‘大’字,必是‘少’字之写误,即大昊与少昊。”简明扼要几句话,就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惑点明了;接着是破解帛书本北方之神“湍王”即“颛顼”,令人豁然开朗,并指出:“颛顼之名,未见于出土文物,是图作‘湍王’,乃是首次,故极可贵。”这些富于首创性的解读,成为经典性的诠释。

　　看过屈原《离骚》的读者,一定记得开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但“摄提”是什么?众说纷纭,读者不甚了了。饶宗颐考证帛书《刑德》四隅神名的西南“聂氏”,指出“氏”与“是”古文通用、“是”与“提”经常借用;而“聂”、“摄”通假。结论是:“聂氏”即“摄提”。他从《周易·坎》九五爻辞、《说文》、《公羊传》、《初学记》、《左传》等古籍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然后指出:“摄提星名,本随斗杓所指,《史记》索引引纬书《元命苞》云:‘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摄角。’《御览》星下引《天官六星占》:‘岁星一曰摄提’(“摄提贞于孟陬”,即岁星恰值孟陬正月时节),石氏(石申)有《摄提六星占》。聂氏之为摄提,既是星名,亦为神名。《淮南子·地形训》云: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为八风神之一,摄提出现于考古材料,此为初次,原亦作‘聂氏’,以往有人认为摄提格为外来语,此可证其不确。”文章发表至今,凡是研究帛书《刑德》的学者,无不认同饶宗颐的见解。

　　专家们叹服,饶宗颐对马王堆帛书并非全面研究,“但只要触角所及,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达到如此境地”。

　　论者评价: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通儒,学兼中西。饶宗颐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华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本民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采用的治学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因而才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他的标新立异,首先源于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其次是以自己的中华文化之心去深刻理解和感受各不同文化的差异。

　　饶宗颐跳开中国看中国,所以对“国学”、“国学大师”等提法都有保留。他说,国学就是本国的文化,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文化,把中华文化称为国学,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因此主张称“汉学”或“华学”更准确。他于1995年创办以中文为媒介的大型国际性学报《华学》并自任主编,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至今已出版8期。

　　他说,研究传统中国学问,最好使用中文撰写论文才不隔膜,《华学》发表的论文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采访中笔者提到,近年内地有学者一反传统观念,指家喻户晓的忠臣诸葛亮对天下大事看法一成不变,还是大大的奸臣,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等等。对这些“研究成果”,究竟应怎样看?饶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说:历史人物要放到历史环境中看,《三国志》是晋朝人编的,比如“隆中对”里是出山前的原话还是后代史家归纳的文字要搞清,否则站在后来的角度看当时,就真成了“事后孔明”了。

　　饶宗颐重视“国本”,又能会通古今中外。论者评价:“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晓汉语中文和英、法、日、德、印度6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这连其本国人都鲜有通晓的。因此他史识广博,了解西方和东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互动认知,不断发明,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观点便为世所公认。

　　以他在域外汉学传播方面的成就为例,他是编录新马华人碑刻、开海外金石学先河的第一人;是在日本东京出版《敦煌法书丛刊》、在国际学界讲敦煌本《文选》和据伦敦敦煌卷子讲禅宗史上摩诃衍入藏问题的第一人,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已成历史;是在国际上讲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选》五臣注的第一人;是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是讲有关越南历史《日南传》的第一人;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并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第一人;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开阔的国际视野,既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传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又对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中,将伦敦所藏这部早期天师道思想秘籍公诸于世,并作出笺注,从而引发了当年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道教研究的热潮。

　　饶宗颐是第一个把古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与汉语系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发现这种不明语系的图形文字竟然与中国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着许多类似的迹象,为揭示该古老文化演进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开辟了新途径。他又比较屈原《天问》与印度、伊斯兰古文献,发现“发问”文学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存在,进而提出文字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新课题,主张把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来。因为他了解本民族文化、也了解他民族文化,因而他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他由埃及文化代表作之一的《死书》、波斯诗人将死视作“蜜糖”,联想中国人的生死观,认为“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的极端可怕的流弊”。

　　他也不是凡事必中国古代第一。比如他研究认为,我们引以为豪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他则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之父Cyrus于公元前五三九年克服巴比伦后统治万民,在圆筒刻石上明功记德、称百姓为Black-headed　people(黑首)相比较,认为“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黑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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