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近代反清女豪秋瑾之名并不陌生，不过对于她那“秋风秋雨秋煞人”的英姿从何而来，又从何而落，却未必十分清楚。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过杭州学者郑云山教授的《秋瑾》一书，堪称中国大陆学者关于秋瑾的第一本专著，稍后，此类著述渐次增多。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于秋瑾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她为推翻清政府而从事的革命活动，至于她在日本的活动以及多方的人际关系究竟如何，却涉猎无多，其中当与日文资料的搜集与研读之困难密切相关。在秋瑾血染古轩亭口(亦即鲁迅名作《药》中的“丁字街”)百年之际，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中译本的发行仪式在秋瑾故里隆重举行，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堪称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它也足以表明，中外学者关于秋瑾的研究并非已经无话可说了。

　　《秋瑾——竞雄女侠传》有助于弥补我们秋瑾研究中的诸多缺憾

　　自秋瑾遇难伊始，即便是在清朝君主专制主义的掌控之下，就不乏有心人收集关于秋瑾的生平与文稿资料，勾画其与众不同的人生历程。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战事频仍，而且政局多变，连秋瑾的坟墓都屡遭掘迁，先后竟达十次之多，国人却并未淡忘这位出色的近代革命先驱，有关史实的考订与梳理，文集的增篇与诠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赓续不绝。无论是在秋瑾的祖国，还是在她曾经留学过的日本，无论是在祖国的大陆，还是在香港和台湾，都有关于她的文集与研究成果出版，而且都拥有一批慕名而索的读者。小野和子、石田米子等日本学者在叙述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或辛亥革命史时，也少不了要把秋瑾作为重要的个案来分析。美国学者玛丽·巴科斯·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中国早期革命激进知识分子》(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堪称欧美学界研究中国辛亥革命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虽不是以研究某个具体人物为主，但也把秋瑾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在全书正文235页中，与秋瑾直接有关的篇幅大约共有16页，占全书正文的1/15。

　　对秋瑾研究投入最多、著述也最多的，无疑仍属我国的文史研究者，其中不乏数十年如一日的锲而不舍者，新近加盟的后继者则不满足于对已有文本的校勘与解读，而是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另辟蹊径，关于女权主义与秋瑾的角色冲突、“秋案”发生后的社会舆论与官方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等，都是近年来颇具新意也不乏深入争辩的园地。但相对来说，我国学者基于语言的障碍，对秋瑾旅日资料的挖掘与运用还着力不多。玛丽·巴科斯·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中国早期革命激进知识分子》一书对日文资料也鲜有关注，乃至对秋瑾在日留学与反清革命的活动叙述甚简，总共不足一页的篇幅。而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留日生涯乃秋瑾义无反顾走向反清革命的重要一环，丰富而复杂的人际交往亦曾编织她的鲜活人生，如果不能认真地清理其革命思想之源与流，简单化的文本分析与人云亦云的话语套路就只能将研究者嵌定为文本之奴隶，顶多是展开解读的想象，随意加减历史。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的问世，则有助于我们明了上述缺憾，尽量弥补。

　　作者将日文与中文资料互相对照，对秋瑾在日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爬梳，可望弥补国内学者的研究弱项

　　《秋瑾——竞雄女侠传》把秋瑾的一生放在中日两国的国情演化与中日关系的时代背景下来叙述，更容易使读者把握传主反清革命思想的成因与革命活动的具体内容，还通过运用大量的中、日文献资料，从秋瑾的诞生到密谋反清，对她的一生作了系统的描述。与一般学术论著不同的是，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学读物，阅读起来并不干涩；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这又是一本可信度较高的传记作品，不是信口开河，漫天演绎，而是一边叙述，一边拷问旧说，交代资料来源，不乏学术参考价值。在充斥我国书肆报摊的人物传记作品中，如此严谨的叙述似不多见。作者还在悉心搜集的基础上，将日文与中文资料互相对照，把秋瑾是如何去日本留学的，又是如何在日本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都作了比较详细的爬梳，可望弥补国内学者的研究弱项。

　　例如，关于秋瑾到底是去美国还是去日本留学的犹豫过程(PP125-128)、秋瑾在北京永定门车站与子女依依惜别的场景(PP134-135)，赴日轮船上发生的生动故事(PP134-138)、抵达日本之后的生活安排、与浙籍和湘籍留学生的频繁交往、服部繁子与下田歌子等在秋瑾入学问题上的照顾(PP149-150)、秋瑾与反清干将宋教仁等人的会面情状、谈话内容(PP163-165)，等等，作者都有翔实的交代。

　　首次披露了秋瑾与鲁迅留日时在一些问题上的冲突等易为国内学界忌讳的细节

　　作者还从资料出发，首次披露某些易为国内学界所忌讳的细节。作者根据日本报刊的资料记载，细述革命文豪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和宋教仁、秋瑾等组织追悼活动的经过，云: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可见，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派留学的鲁迅、许寿裳等人之间出现过激烈的冲突，这对深入研究鲁迅的生平事迹与早期思想，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线索，弥足珍视。为了表明作者不是有意偏袒秋瑾，《秋瑾——竞雄女侠传》还特意引用北冈正子在《鲁迅——在日本这个异文化的国度中》一书中对秋瑾的赞誉，展示这位中华女侠的风采:

　　这位女性，不仅姿色动人，还言谈爽快，令须眉黯然逊色。事情发生后，秋瑾带头四处奔走，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在她身边很快就集结了七八百名学生，她领导学生开展工作，不断激励学生坚持斗争。(PP206-208)

　　重新考察了国内目前出版的一些关于秋瑾的回忆录，勘正了其中的失实之处

　　对秋瑾帮助和影响甚大的日本女友服部繁子的《回忆妇女革命家王秋瑾女士》一文，乃中日学者都很倚重的基本资料之一，非同小可，《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就对它作了多处考证和纠误，尽可能使叙述的事实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

　　例如，服部繁子的回忆录对秋瑾丈夫王子芳(廷钧)、儿子沅德、女儿灿芝的年龄，乃至对秋瑾首次回国之原因的分析，都存在记忆的失误，永田圭介都不厌其烦地予以勘正(P120、P166)。

　　服部繁子还提到秋瑾的丈夫王子芳与好友吴芝瑛托她带秋瑾留学日本一事，但永田先生根据此前天津《大公报》刊登的题为《女士壮志》的报道，发现早在王子芳等请求服部繁子把秋瑾带到日本之前，秋瑾的留学东瀛之念就已见诸报端:

　　浙西［东］秋璇卿女士，好学极笃。去冬有订其为女学教习者，女士以未经身亲文明教育，未敢冒昧从事，故极意游学东瀛，以觇学务。乃适值日俄事起，海道梗阻，而女士之志不以此少馁。现与大学堂教习服部君之夫人相订偕行，俟有东渡之船，即行束装。壮矣哉！须眉男子所不及焉！(P132)

　　永田先生还郑重指出:

　　服部夫人繁子的回忆录，对记忆中的事情是下了很大功夫去加以描述的，只是在有些事情的经过以及时间日期上有搞错的地方。稍微对其进行些辨析考证就可发现这些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实际上秋瑾本人对于去日本时是否能与繁子同行这事并没有看得那么重要，这从秋瑾曾跑到上海去寻找也想去日本的女子结伴同行此事上也可看到这一点。这种行为的本身也可得知事前应该是得到繁子的同意的。此外，作为清朝官吏的王子芳，对于自己的妻子到了日本后大胆地进行激进活动应当感到担心和害怕，按照常理，他不应该代秋瑾去请求繁子带她去日本，而应该借助繁子的影响力阻止秋瑾才对。再则，作为秋瑾本人，因要把两个孩子委托丈夫一人照料，故只会想到尽量尊重丈夫的意见才是，这样才能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按照上述的思考和推测，“同船一起去日本”、“和服部夫人同行”等事实，才能与当时的新闻报导相符，不至有矛盾出入，因此，对于繁子的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载，有必要重新对其考察和认识。(PP133-134)

　　正是根据永田圭介卓有成效的资料搜集与考证，我们还能知道，秋瑾应服部繁子之请写的《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可能并不像有些日本学者所认为的“有讨好日本的心理”(P216)。至于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与久别重逢的密友吴芝瑛饮舞高歌，作者还认为，秋瑾当时所唱的日本歌应该是《妇女从军歌》(P213)。训练有素的译者闻立鼎先生把该歌的六段歌词用六首汉语七绝的形式翻译出来(P214)，使它与作者的论据、秋瑾的《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P216)的诗句在词、意与韵等方面一同对应起来，使推论更具说服力。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狭间直树先生在该书序言中，都不得不感叹作者的推论所展示的识力。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试图以考据的态度完成秋瑾传记的学者永田圭介先生并非文史专业出身，他是一位研究建筑涂料的工科专家，只读过武田泰淳的小说《秋风秋雨秋煞人》，而且当他转身研读秋瑾的资料时，年已66岁，中文基础并不好，即便是词典随身，阅读起来仍很吃力。然而，正是2001年的那次秋瑾故里之行，使他深深地为这位中华女杰的豪情与风采所感动，就决心在2007年秋瑾遇难100周年之际，“完成一部从全新角度来描述的《秋瑾传》”(日文版原跋)。如今，当作者以业余的身份和严谨的态度将这本《秋瑾——竞雄女侠传》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时，我们能不为这位日本长者的刻苦精神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所感动么？

　　(作者郭世佑 为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