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郭敬明没有任何成见。但是界定一个优秀作家,如果连个底线都不讲了,只看市场效应,只看谁的作品卖钱多,就是好作家,对中国文学肯定没好处。”对于反对80后作家郭敬明入作协,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有自己的理由。
最近,曾有作品被判剽窃的郭敬明经著名作家王蒙推荐,加入作协,引来议论纷纷。陆天明明确表示:“小偷”怎能进入作协?王蒙则认为,作家不是道德楷模。
此前和韩寒及其粉丝有过交锋,这次又对郭敬明入作协表示不满,陆天明似乎和80后作家拧上了。“郭某人加不加入作协,对中国文学根本是无所谓的;之前我跟韩寒的论战,也不是要评价他作品的优劣。我在意的是:到底允不允许别人来批评?给不给人说话的权利?”
我反对郭敬明把剽窃的作品列入代表作
曾有个顶尖作家因为抄袭再也抬不起头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关于郭敬明入作协的事儿,您跟王蒙等人有分歧。有人问,郭敬明犯了错就不能入作协了吗?
陆天明(以下简称“陆”):王蒙说,选作协会员不是选道德楷模。这话我认可。选作协会员总该选个优秀的作家吧。
“文革”时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在当时可以说是拔尖的。只因抄袭了一篇外国的短篇小说,还不是整段整段地抄,就是把大概的情节结构走向用了一下。后来被人发现了,他马上承认错误、道歉、做检讨,从此一蹶不振。作家一旦被认定是抄袭,会是一件非常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毛病,比如古代不少知名诗人生活就都很“浪荡”,但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个优秀的诗人。也就是说,“浪荡”和“杰出的文学家”可以并存。但抄袭和剽窃就不一样了。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创性。抄袭别人,就失去了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特质,就不能认为是“文学家”,更谈不上什么“优秀”了。
青周:一旦抄袭就永无翻身之日了吗?
陆:那不是。作家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做了错事,能不能翻身,主要看他承认不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不愿意改正和是否真的改了。
郭敬明的情况是:第一,他抄袭了;第二,法院认定他抄袭了;第三,法院判了,他只愿意赔钱,不愿意向受伤害者公开道歉;第四,这次申请加入作协时,居然还把这本被法院认定的抄袭之作堂而皇之地作为“代表作”写到申请表中。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推荐,而作协也批准他加入,确实让人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
我当年填了张表就加入了作协
青周:您当年是怎么加入作协的?
陆:我加入作协没什么复杂的。到底是哪一年,我都忘了,那时我在中央广播文工团工作,到底是谁跟我说,你可以加入作协了,填个表吧。我也忘了。后来我就填了表,就加入了全国作协。当时我已经有好几部作品在全国有一点影响了,比如长篇小说《泥日》、话剧《扬帆万里》、电视剧《华罗庚》等等。
青周:您当时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作家了?
陆:也不算有什么太大的名吧。1973我第一部大型作品《扬帆万里》在上海发表,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全国就一个刊物,叫《朝霞》。《扬帆万里》就发表在这个《朝霞》上,是写知青生活的。“文革”期间出了一批写知青文学的作家,在这一批人中间,我应该算是最早写这个题材的“青年作家”了。
《扬帆万里》最早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首演的。后来成了全国著名大导演的吴天明当时在这个话剧里还扮演了一个角色。这部话剧,后来在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全国很多地方都演出了。然后被选中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话剧调演。那时我还不到30岁,仍然是新疆建设兵团农场的一个普通青年。不久后我又因为这部作品,被中央广播文工团看中,1975年把我全家调到了北京。
我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文学训练。我真正的文学老师是生活本身。我的生活经历对我写作帮助很大。两次上山下乡,一度在大山深处当民办小学教员,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差一点饿死、患肺结核吐血,在上海街道待业,在新疆兵团农场卷入“文革”风暴,和平时期却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好几回从生死关上拣回命来……
郭敬明说,入不入作协无所谓
青周:跟你们当年相比,您觉得现在加入作协的条件应该有变化吗?
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作品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加入作协的条件当然免不了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现在有网络写手。加入作协是不是一定要有正式出版社出的多少本纸质书籍为资格?网络点击率能不能作为一种资格?这些新现象作协当然要考虑。
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不管他是用笔写还是用电脑写,他们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素养,我想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化。有一个原则应该是永世相续的,那就是要保持作家作品的原创性。
在我的想象中,作协应该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由一批有成就有声望的作家去团结带领全国的作家;二是给在文学上给作家们和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必要的和可能的帮助。实际上作协在这两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但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郭敬明就说,对加入不加入作协,其实他无所谓,能够加入,也是好的,这说明自己得到了承认。加入作协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名分。
我当年对上山下乡的狂热,现在年轻人也很难理解
青周:您觉得现在哪些80后作家有资格加入作协?
陆:这个我可说不好啦。我得承认,我读他们的作品不多,没有发言权。我非常想读他们的作品,可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绝不会因为跟他们中的个别人“论战”,就否定他们的优秀。比如韩寒,我第一次和上海记者谈起他的时候,就说过:韩寒笔下有很多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有些语境我是达不到的。
80后的追求、痛苦、困惑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理解。正如我们年轻时的也会遭到父辈的不理解。我14岁第一次下乡,那时还在读高一。当时上海动员城市青年去安徽农村。从大上海去当农民,不是像现在那样搞个志愿者,去教一两年书,或当一两年村官又回城来,而是放弃大上海户口,一辈子当农民。当时许多上海父母都跪在自己子女面前,“求”我们不要去农村。
那时我父亲去世了,母亲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厂医。我是家里的大儿子,按说应该留在上海尽早承担家里的责任。但我却迷恋于“去农村”,“和最穷苦的人民在一起改变中国的面貌”。我不好意思当面跟母亲说,就连续几十天每天写封信放到她枕头底下,说服她同意。
我14岁去先当了一年农民,和农民的孩子睡一张床,吃一锅饭。第二年,我在当地一个山沟里当了小学教师,教历史、地理。那两年非常苦,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每天只有两碗粥喝,早晚各一碗。十五六岁的我正在发育,是最能吃的时候。我早上喝一碗稀饭,没菜没油,然后讲一天课,再吃一碗稀饭,躺下就不敢动了,一动就饿。很快我就骨瘦如柴。
后来和我同一宿舍的老师得了肺结核,很快我就染上了,吐血啊。只能回上海治病。按说我不能再报进上海户口,但我当年去农村是有名的最小的一个,就允许我重新报进户口,我又成了上海人。但几年之后我再次放弃了上海户口去新疆当农工。十万上海青年高唱战歌踏进大西北。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火车站月台上哭成一片。
青周:这样的狂热,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
陆:是啊。1964年,上山下乡已经有些传统了。但要把子女送到新疆火焰山,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去当农民,很多上海家长还是不能接受。甚至有人把女儿关在房间里,把她们的头发剪成阴阳头,让她们不能上街跟街道团委接触。这些年轻女孩后来用被单搓成绳索,从楼上窗户逃下来报名去新疆兵团。
我们街道有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南京、香港、无锡,都曾有他们家的工厂。他到街道报名去新疆时,他母亲想拉住他的自行车,而扑倒在车后,他照样冲破“樊篱”,去报了名。
这种状态左右了我们这批人的人生去向和后来的创作。可能现在有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但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苦难和曲折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不后悔。
一批评郭敬明、韩寒就遭粉丝围攻
年轻记者批评我“投机”,我很难过,但尊重她说话的权利
青周:现在年轻人的做法,你们也很难理解,您才会几次批评80后作家?
陆:在郭敬明这事之前,我也批评过韩寒。这里我特别要说明,我不是对80后有看法。绝不。我尊重80后,尊重作为作家的韩寒。
我和韩寒的分歧在于,韩寒和韩迷们认为,韩寒是不能批评的,白烨没有资格批评别人;我认为,如果谁的粉丝多,嗓门响,会骂人,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别人都得闭嘴,那么这肯定是不正常的。我和韩寒论战的时候,甚至有韩粉在我博客上连骂脏话50遍。新浪网看我被那些粉丝们骂得太厉害了,劝我赶紧关博客的评论版,我拒绝了。我必须捍卫我自己说话的权利。
我对郭敬明也没有任何成见。他加不加入作协,对中国文学根本是无所谓的。但界定一个优秀作家还是应该有底线的,只看谁的作品卖钱多,就是好作家,对中国文学肯定没好处。
前不久某周刊为了做话剧百年的专题,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来采访我,要我谈“文革”时期的话剧创作。我跟这位记者谈到了我们年轻时上山下乡的狂热和执着。结果她用了两个字来概括我们这种状态:“投机”。文章发过来,我非常伤心。但最终没有改动她的基本结论。我想文章是她的,她有权说她想说的话。
以前往往是老人管着年轻人,不许年轻人批评老人,那是不对的。现在,年轻人凭着人多势众,不许别人批评他们,也不对。
著名门户网站要我写博客谈郭敬明入作协,我拒绝了
青周:无论韩粉在您和韩寒那场论战中的叫骂,还是郭敬明拒绝为抄袭道歉,归根结底都是不允许别人批评?
陆:对。昨天一家著名门户网站的一个编辑给我打电话来,说郭敬明这事你写篇博客文章吧。我说,这回我不写了,我已经在平面媒体上表态了。坦白地说,我怕那些年轻的“粉丝”们来围攻。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一旦发作,就会把网络变成比公共厕所还脏的地方。上公共厕所你还不能随便到另外一个身上大小便呢。但在网络上,他们是可以随便污辱他人而可以不受到任何约束和制裁。
话说到这儿,我还要多说一句,其实我有许多很好的80后朋友,他们虽然还不知名,但很有才华,也很能干,都在非常踏实地努力着。我在博客上写文章,有时还常常要先发给他们过目,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老了嘛,总有跟不上趟的地方,经验告诉我,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绝对是有好处的。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我们已经进不去的圈子里,而这个世界毕竟是要交到他们手上的。(记者 颜雪岭 吕家佐摄影)